摘要：临夏花儿是流传于中国西北高原地区的一种多民族共有的山歌艺术形式，发源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以高亢嘹亮、挺拔明快的音乐风格和质朴生动、格律严谨的文学特性著称，被誉为“大西北之魂”和“活着的《诗经》”。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这一民间艺术从“野曲”跃升为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本文从历史学、音乐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临夏花儿的文化渊源、艺术特征、社会功能与传承生态。文章首先追溯临夏花儿的历史根脉，阐明其从唐代雏形到明代成型、再到清代繁荣的演进历程，以及多元文化交融对其形成的深刻影响；其次从曲令体系、文学格律和演唱习俗三个维度解析临夏花儿的艺术本体内涵；再次探讨花儿作为“出门人的歌”在社会认同、民族团结和文化记忆建构中的独特功能；进而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临夏花儿传承所面临的困境与应对举措，包括条例立法、数字化保护、进校园和文旅融合等实践探索；最后通过代表性传承人的个案呈现，揭示“人”在花儿活态传承中的核心地位。研究表明，临夏花儿以其独特的文化复合性与族群包容性，成为西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见证和精神纽带；而其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不仅关乎地方文化品牌的打造，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大命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关键词：临夏花儿；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州花儿；曲令；传承与保护；花儿会；西北民歌
一、引言
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有一片被称为“花儿故乡”的土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古称河州，是沟通中原与青藏高原的重要枢纽，也是丝绸之路南线的必经之路。就在这片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土地上，一种被誉为“大西北之魂”的山歌艺术——临夏花儿——已经传唱了数百年。2009年，当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这一诞生于山野之间的“野曲”，终于完成了从民间俚语到世界瑰宝的身份蜕变。然而，这一蜕变绝非偶然。临夏花儿之所以能够穿越历史的烟尘而生生不息，恰是因为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群体的集体情感与生命记忆，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结晶。
作为西北高原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民歌品种，临夏花儿的研究历来是民俗学、音乐学和民族学学界的焦点。从早期学者对花儿文本的搜集整理，到郗慧民、柯杨等前辈对花儿类型划分、格律分析和艺术特征的开拓性研究，再到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对花儿传承生态的多维度探讨，相关学术成果不断积累，但多集中于某一特定领域，缺乏对临夏花儿进行全方位、多学科整合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正是在这一学术脉络中，尝试以“文化复合体”的分析框架，将临夏花儿置于其生长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与社会经济交织的坐标中，从历史渊源、艺术本体、社会功能和当代传承四个维度展开论述，旨在揭示这一民间艺术形式何以成为一种超越族群边界、凝聚地域认同的“文化共同体”，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中发挥其独特作用。
二、历史溯源：临夏花儿的文化根脉与形成逻辑
（一）从“雏形”到“定型”：历史的层累与艺术的生成
任何一种民间艺术的诞生，都不是某个孤立的“发明时刻”，而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因素层累叠加的结果。临夏花儿的形成亦然。据兰州大学学者柯杨教授的研究，花儿诞生于明代，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然而，若将目光放得更远，我们会发现，花儿的根脉远比这更为深远。
在花儿雏形期，古羌族在特定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游牧小调，与汉族先进的语言和填词方式交汇碰撞，为花儿的初创奠定了先决条件。这一时期，临夏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的交汇地带，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频繁互动，为山歌艺术的萌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隋唐时期，炳灵寺石窟的兴盛标志着河州文化的空前繁荣，已具雏形的花儿也在此背景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为使唱词顺口易唱，人们开始逐步地赋予其押韵和格律化的特征，马珑曾根据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代民间曲调片断印证了这一格律化过程。
花儿的形成期与定型期则紧随其后。在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人口流动和文化迁移为花儿的发展注入了丰富多样的素材。至明清两代，花儿在相对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多元民族格局当中达到成熟，其最后形成应确定在明代。清代临洮诗人吴镇的诗句“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不仅见证了花儿在清代的繁盛，也揭示了其在文学比兴手法上的成熟运用。
（二）“花儿的双重基因”：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
如果说历史时间的纵向推移赋予花儿以深度，那么地理空间的横向展开则决定了花儿的广度与复杂性。临夏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它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自然过渡，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人文交汇。这种“走廊地带”的文化区位，使临夏花儿天然地获得了文化复合型的“双重基因”——既有游牧民歌的苍凉旷远之气，又有农耕民谣的细腻绵密之情。
从民族构成的角度来看，临夏周边涉及八至九个民族以当地汉语方言传唱花儿，包括汉、回、东乡、撒拉、保安、土、藏、裕固乃至维吾尔等，在人类音乐版图中极其罕见。各民族在共居、共处于相近的生态环境中，将本族群所特有的音乐元素不断融入花儿的曲调与唱词，使花儿成为一座吸收多重声韵的“感官熔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回民族强势文化在临夏的确立，对花儿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临夏人口（尤其是回族）主动或被动迁移的方式和方向，也直接决定了花儿传播的方式和路径。
三、艺术本体：临夏花儿的音乐、文学与演唱习俗
（一）一主多元的曲令体系
“令”是花儿曲调的基本单位，与宋词、元曲的曲牌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众多的曲令以相关的地区、民族、人物、花卉、衬句、曲调等特征命名，不同的令在演唱时的曲调截然不同。临夏花儿的曲令极其丰富。据学界统计，河州“花儿”的曲令大概有二百三十多种，其中长期流行传唱的有七十多种，在和政县一带流行的就有三十多种。代表性曲令包括《河州大令》《河州二令》《河州三令》《白牡丹令》《尕马儿令》《撒拉令》《三闪令》《水红花儿令》等。
在曲令的分类体系中，一个基本的分疏是“长令”与“短令”之别。“长令”拖腔较长、速度偏缓、倚音花彩较多，具有高亢辽阔的抒情气质，其中《河州大令》被誉为“花儿曲令之王”，曲调高亢、音域开阔、旋律起伏跌宕，属于典型的“长令”，音调委婉缠绵，情绪悲哀感慨；“短令”则拖腔细碎、刚健激越、节奏明快，适于表达热烈急促的情绪变化。
除了曲令自身的形式类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渗透在不同民族层面中的曲令，充分展示了当地音乐结合的深度。东乡族花儿曲令如《东乡令》《花儿红令》等，音调突兀、刚直、富有朝气；撒拉族曲调流畅、缠绵、轻巧、跳荡，主要曲令有《撒拉令》《孟达令》；藏族民歌中的波音、颤音和华彩性的装饰音也被吸收到花儿之中；土族爱唱的《尕联手令》《粱粱上浪来令》《土族令》则以强调宫音长音下滑而别具一格。正是这种族群间的音乐交融与相互借鉴，使临夏花儿在统一的“令”的框架之下，呈现出“一主多元”的开放格局。
（二）文学上的民间格律诗：比兴、衬字与音韵格律
临夏花儿的文学品格在整首山歌的结构中同样极为突出。其基本形式为四句一首，前两句通常采用比兴手法，以自然界的花木、山川、星辰、时事等作为起兴意象，后两句才是本意。正如“花儿王”朱仲禄所言，花儿区别于其他民歌，从词上说是语言、格律因素，从曲上说是调式旋律、节奏、曲式结构、衬腔的使用等因素。这种“比兴起兴、后两句破题”的模式，在功能上与汉族《诗经》传统的赋比兴手法遥相呼应——这正是花儿被称为“活着的《诗经》”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具体句式上，每句七字到十字之间，于节奏上颇为讲究顿数的均齐。河湟花儿采用“双字双字尾”的奇特音步，每一句的二至三顿之间尽力做到数量相称。回族花儿常以四句一首为基本样式，上下两个章节能显示出对仗与呼应的对称之美。
押韵是牵动花儿的文风灵韵所在。花儿的押韵手段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韵到底或隔句押韵。临夏方言丰富的声调变化，使押韵更加灵活、自由，但少而精长的介韵也堪称精致。与韵式相配合的，还有大量出现的“衬字”或“衬句”。衬词的插入不仅增加了花儿的韵律趣味，也将民间口语的活力和民歌咏唱的即兴风格融为一体，形成一种“似断实续”的口头美学。
（三）唱山与会程：花儿会在非遗社会演出中的全流程
花儿的原始生态属于“野曲”——与在家中、长辈或婚庆场合唱的“宴席曲”“家曲”相对应，花儿不能在村寨或家中演唱，而必须在山野、河边、林间等公共空域环境中进行。这种特殊的“野曲”规定，不仅赋予花儿一种超越私人生活的象征意义，也直接催生了花儿会的出现。
花儿会是花儿最重要、最集中的演唱场域。临夏流传至今、规模较大的花儿会场有二十多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与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是“河州花儿”的大型盛会，会期正值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俗称“四月八”，届时有临夏、康乐、广河、合作等市县逾十万人参与。莲花山花儿会则以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著称，自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历经马莲绳拦路、游山、对歌、敬酒等程序，人数可达二十万人次。
从演唱形式来看，花儿以独唱为主，间有对唱、联唱及“拦路对歌”的独特方式。传统上，花儿的演唱多由自发走入花会场的唱把式完成，他们通常倚靠随兴创作进行情感表达。近年来，在政府部门及各类节会活动的推动下，松鸣岩和莲花山的花儿会已经转型为较为系统化、组织化的“花儿大奖赛”“原生态花儿演唱会”等节会品牌，既保持了原生态的情感共振，又发挥着文旅融合的助推作用。
四、文化功能：作为“出门人的歌”的社会认同与记忆建构
（一）牵肠挂肚的花儿：脚户、筏子客与边地社会的情感纽带
临夏花儿的根与传统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历史上，唱花儿的群体多为农民、牧人、脚户、筏子手等常年奔波在外的“出门人”。一位对旧时记忆留存的老人曾回忆：“花儿旧时多传唱于农民、脚户、牧人和筏子客等‘出门人’之口，他们借此抒发思念故乡亲人、特别是自己‘心上人’的情感”。当这些人在丝绸古道或山间小径上负重跋涉、在黄河洮河的浪涛间漂泊求生时，花儿就是他们唯一的、也是最真实的伴侣。
这些“出门人的歌”承载的不仅是离情别绪，还有一种面对家园与未来的双重焦虑。翻山时唱“我脚踏着千年的石板路”，过河时唱“水推着心上去山尖”，走镖时唱“大通县的一朵花，岷州城的宝剑亮”……歌者将自己的生命图景嵌入每一段比兴当中，使花儿成为一种“行走的灵魂笔记”。花儿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它不回避生活的粗粝，而是以粗粝为土壤，生长出最真挚的情感之花。
（二）十族同歌：花儿的族际共享与文化融合表征
临夏花儿之所以被视为“民族交融的活化石”，正是因为它在传唱群体上的跨族群性——回、汉、东乡、撒拉、保安、土、藏、裕固等至少八至九个民族，一律以当地汉语方言为媒介，共同吟诵同一调子、共同传唱同一首花儿。这就是民歌学界所称的“十族同歌”现象。
为什么多民族能够在花儿这一文化符号上达成认同？一方面，这得益于临夏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杂居共处格局。各民族的方言、比喻系统与表达习惯，因近邻交往而在花儿的母题、变奏与意象中留下印记，形成了可辨识的民族范型。例如，保安族“花儿”以“保安令”为主调，曲调介于汉、回族花儿和撒拉族花儿之间，既有明亮、硬朗的声响，又有柔和抒情的风味，体现出保安族人豪爽又多情的气质。另一方面，各民族在花儿的演唱、仪式与传承中形成了共享的规矩——只能在野外唱，不许在村中或长辈面前唱，这一内化的场域规则使得花儿在族群共同习惯中沉淀为“神圣、准神圣”的说唱空间，推动了跨族边界的情感共享。
（三）作为口承史诗的“西北百科全书”
花儿不仅是情感的艺术，也是“知识的仓库”。在长期的口头传承中，花儿积累了大量关于西北地区自然地理、历史事件、生产技艺与道德观念的知识，被誉为“西北的百科全书”。从历史角度看，在口传媒介——通常是个人口传的语境里，花儿扮演了西北各民族集体记忆的社会功能。许多花儿的叙事内容包含了对旧时社会制度、伦理观念以及自然灾异的隐晦纪录。在历史上，花儿还会穿插文化知识、地理传说和民族自我认同的内容，把一个人、一家族、一个族群的命运与广袤的地理空间勾连起来。这使得花儿在山歌的文艺形式之外，同时构成了一部流动的、活的“口承史”。
五、当代语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下的传承困境与应对策略
（一）传承危机：原生态环境的消解与传承主体的流失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临夏花儿的原生态环境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临夏花儿的原场域——盛大的花儿会、乡野的田间地头，以及传统的生产活动中——人们用花儿交流生活情感的情景正在日益减少。《花儿保护传承条例》修订等相关立法文件中，披露了“花儿原生态环境缩小、演唱人数减少、珍贵花儿曲令与唱词悄然消失”等严酷现实。
与此同时，唱花儿的歌手群体也在年龄上大幅度老化。学术调研证实，目前擅长演唱“花儿”的歌手多在四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者占绝大比例。花儿传承面临严重的人才断档问题。2009年花儿成功申报人类非遗以后，各界大张旗鼓的保护推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销亡速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年轻人口的外向迁移成为传承环节的最大隐痛：由于年轻人大部分远离故乡而居，造成非遗传承的主体基础被大大削减。正如雷兰芳等人叹息的那样，如今真正投入精力研究“花儿”艺术的人凤毛麟角，唱的虽多，但深入研习的人少之又少。
（二）制度性保障：从《条例》修订到文化生态保护区
为了有效应对上述传承危机，临夏州在制度建设和法规保障层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2016年，临夏州颁布实施了关于花儿保护传承的《条例》，有力地推动了花儿艺术的蓬勃发展。但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转型给花儿的文化生态带来的巨大改变，临夏州于2024年启动了《条例》修订工作，并在同年8月正式颁布实施新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花儿保护传承条例》。
此次修订的《条例》，在多个维度上构建了一个全面而细致的保护框架。《条例》明确了花儿保护传承应当坚持的原则、相关部门的职责、传承与传播的方式、传承人的认定与管理以及宣传教育等具体路径，强调保持花儿的原生态特性，注重地域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在传承人扶持方面，《条例》以资金补助、传承场所提供及资料整理出版资助等具体政策条件，支持传承项目的可持续运转。在区域性保护层面，临夏州同步开展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筹备工作，强调对花儿进行整体性、连片式的非遗体系保护。
截至目前，临夏州共有国家级花儿非遗名录2项，省级花儿非遗名录2项，州级花儿非遗名录6项；国家级花儿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2人，省级花儿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3人，州级花儿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61人。这些努力正逐渐构建起以“国字号”为引领、多层级支撑的良好保护格局。
（三）活态传承路径：花儿进校园、数字化记录与文旅融合
为在深层次上赓续花儿的活态传承，临夏州及社会各界以主体化、多样性为原则，探索出了多条具体实践路径。其一，大力推进“花儿进校园”行动。教育部门和文旅部门合作，在中小学开设花儿兴趣班、邀请传承人进校传艺、编写花儿地方教材，以期让年轻一代从“听不懂、不好听、不愿学”的态度向价值认同、自觉传承转化。其二，依凭现代科技实现更精细化的文化记录。“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人口述史影像的采集，使花儿的多种曲令和代表唱段获得了更精确、更体系化的记录，避免了濒临失传的潜在危险。其三，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将花儿融入“花儿临夏”全域旅游品牌建设。和政县和康乐县在近年通过举办“中国花儿大会”、设立非遗工坊、开发文创产品等形式，将花儿的市场性与公共性实现并存转化，达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
除此之外，自2025年起，临夏州民族歌舞剧团以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为媒介，开启“个人直播+团队直播”双轨并行的线上传播之道。近一年共计进行800场个人直播和186场团队直播，累计获得50多万线上观众、1000万以上的点赞量。这条“云端”路径，使花儿以现代化媒介获得了跨地域、跨族群的复调传播力，也为民间传统文化的线上复兴提供了新的范本。
六、传唱之人：代表性传承人的生命叙事与艺术执着
（一）马金山：创办“花儿”艺术学校的民族铸魂之梦
在临夏花儿的代表性传承人中，马金山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作为花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东乡族艺人马金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花儿的传唱、整理与薪火相传。2004年，马金山创办了“花儿”艺术学校，这是民间花儿传承史上鲜见的重大行动。在此后的十年中，马金山努力培养“花儿把式”，系统地整理长篇花儿曲，从头编撰而构起“花儿集”，并尽量挖掘和恢复已经失传的古老曲调。
马金山不遗余力的艺术坚守，正如花儿那首耳熟能详的唱词所唱：“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者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在他的影响下，临夏州涌现出一批有志于花儿传承的中青年歌手，为接续断裂的代际输送了珍贵的血液。
（二）雷兰芳：冲破禁忌、迎难而上的民间女高音
雷兰芳是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当地花痴圈中享有极高声望。她在父母、姐妹和村中长辈的民歌熏陶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唱花儿，但因传统乡村文化的旧规，她经历过无数的压力与挣扎，各种非议与责难从未消失。然而她对花儿的挚爱令她愈挫愈勇，最终以个人心血系统地掌握了《大令》《二令》《三令》《尕马儿令》《水红花儿令》《三闪令》《大眼睛令》《绕三绕令》等三十多种花儿曲令。雷兰芳说：“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花儿’这门民间艺术传承下去。”但令她深感遗憾的是，当下能够用心深挖与钻研花儿的人少之又少。
雷兰芳的经历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花儿传承的深层矛盾：一方面，它是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有无数的爱好者敬慕与欣赏；另一方面，真正的传承者需要付出经年的心力，而愿意承载这一文化使命的人极为稀缺。这也解释了为何非遗语境中“保护”与“传承”往往相互撕扯——保护只能覆盖存量，而传承必须依靠增量。
（三）孔维芳与马君雯：非遗新时代的承前启后
孔维芳是新一代花儿传承代表中的一员。她对花儿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意识：“花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文化，是连接民族感情的纽带，是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在她看来，系统性储备花儿知识和技能的工作尤为急迫，要将花儿知识的通识认知融入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的国家发展主流之中。
松鸣岩花儿会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马君雯同样在非遗新时代承担着承前启后的文化使命。她积极推动花儿走进学校、走向社会、结合当代节庆对歌唱活动进行公共展演，让年轻人在轻松多元的氛围中感知花儿的节奏与力量。
七、结论与余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花儿”之声
临夏花儿的学术意义远远超出其作为民歌形式的文学与音乐之上。在族群多样性极高的西部一隅诞生而成长，花儿在历史的层层积淀中逐渐转变为一种跨族际的、公共的感情粘合剂和认同共同符号。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裕固等民族在这个共同的音乐场域中共同生存、彼此赠歌、互相通约和理解，使活态文化本身成为一种柔性的、日常的“共同体意识”。
近年来，临夏州政协在关于“传承发展花儿文化，打响叫亮‘花儿临夏’文旅品牌”的系列活动中多次强调：花儿是“临夏的三张世界级文化名片之一”，对于文旅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强州具有重要意义。对花儿的传承保护，不仅要看到其作为地方文化IP的经济价值，更要看到其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机土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工具，这一根本性意义。
正如兰州大学的一位综合研究者所指出：“各族民众的失语和缺位是导致河州花儿在非遗传承过程中出现困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各族民众是花儿传承和保护的主体，在传承中占据核心位置。”花儿的根本生命力并不在象牙塔里的专家解读，也不在商业赛事的高亢舞台，而在田间地头、林间河畔那些平凡的嗓音中——在脚户、筏子客、牧羊人以及农妇“心上的话、由不得自家”的哼唱中。只有让各族民众重新成为花儿文化的“言说主体”，让以花儿为媒介、以山野为舞台的日常演绎再度蓬勃，这座流动的“西北百科全书”才能穿越技术重构的未来社会，长久地服务于更广大群众未来的聆听、述说和认同。
不唱不疯癫，唱罢亦无眠。花开河州后，华夏同一脉。让花儿的旋律跨越地理上的峡谷河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脉充满生命力的清泉，这就是临夏花儿承先启后、活着而不息的文化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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