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君

马，是速度与力量的化身，也是忠诚与成功的象征。千百年来，它深深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陪伴并推动着文明的进程。然而，我们何时开始驯化马匹？这匹在历史中驰骋的“龙马”，最初又是从何处踏入我们的世界？

答案，或许就藏在这里……

国家自然博物馆草原古马复原图

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一支极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揭示了该区域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它提供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家马的关键证据，其标志是在永靖县大何庄遗址中发现的马下颌骨。

马的演化历程漫长而复杂，堪称脊椎动物适应环境变化的经典范例。早在5800万年前，植被茂密的灌木林中就已出现始祖马的身影。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野马化石，距今约有数千万年。国家自然博物馆就收藏有距今5600万年左右的始祖马、距今3300万年左右的中新马、距今2000—1000万年前的草原古马的牙齿化石。在和政埋藏着距今1100—500万年前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随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马类先后经历了从始祖马、中新马、草原古马、三趾马到真马等主要发展阶段。

殷墟遗址出土“车马坑”

其实，早在远古时期，马已进入人类视野。今天，我们能在很多的史前洞穴岩画中看到马的形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存在野马，野马也是当时人类捕猎的对象。而人类的驯马历史可追溯至距今约5000年前，这一过程大多认为起源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而到了夏早期至商代晚期，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大量的家马骨骼，这或许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但由此可以洞察到人类最初以狩猎野马为生，后来逐渐发展为驯养马匹、获取肉与乳等资源，由此实现了从狩猎生活向游牧生活的过渡。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家马化石出土于齐家文化永靖大河庄遗址。

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地域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因1924年首先在广河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分布范围横跨甘、宁、青、蒙等省区，最引人瞩目的是铜器冶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可能是青铜冶炼技术传入中原的一个枢纽。经过近百年的考古研究，有众多学者认为齐家文化是西北地区早期文明的重要代表，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等存在密切交流。齐家文化的青铜技术和玉器制作等，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在这一时期，两河流域的青铜器、埃及的权杖头、新疆的和田玉、哈萨克斯坦的养马技术、沿海的海贝等已经传入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通过河西走廊通道引进欧亚大陆金属冶炼技术和牛、羊、小麦等生活资料，成为文明汇聚的典范，影响波及东部地区，推动了夏王朝的形成。青铜之路和玉石之路均穿过齐家文化分布区，见证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流互鉴、融合发展。

甘肃省博物馆藏铜奔马

在《动物寻古：地下马骨透露的信息》中写道：“从地理范围看，中国的家马最早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家在这里的大何庄遗址发现了三块马的下颌骨，应该是随葬物品；同属齐家文化的秦魏家遗址也发现了随葬的马骨……依据古人很早就有在墓穴中随葬家养动物的习俗及齐家文化的墓穴里发现的随葬马骨，我们可以推断，在中国黄河上游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驯化的家马。”

为此，专门翻阅了《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获悉1959年5月至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齐家文化大何庄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该遗址位于永靖县莲花城的西南部，与秦魏家遗址隔沟相望，是一处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齐家文化村落遗址。在遗址内发现7座房址，大多是长方形硬土居住面，保存最好、结构新颖的是7号房址。在很多文章中都看到过7号房址是一座总面积约36平方米的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建筑，共发现墓葬82座，大多数是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部分人骨上发现有布纹痕迹，说明死者是穿着衣服埋葬的，有的头部用布遮盖，这与很多其他齐家文化遗址中的埋葬习俗不同。在墓地上还发现了5处“石圆圈”遗迹，都是用天然扁平砾石排列而成，直径约4米，留有1米左右的缺口，在石圆圈附近发现了牛羊骨骼和卜骨等，其中还有一具被砍断头的母牛骨架，腹内还有未出生的小牛骨骼。这种现象表明，当时人们曾在这里进行过某种宗教祭祀活动。遗址中出土的兽骨相当多，经鉴定，有猪、狗、牛、羊、马、鹿和麝7种总计226块。除猪下颚骨、羊下颚骨外，还有马下颌骨3块；在遗址的5号灰坑内还发现2枚马的下臼齿，经鉴定，与现代马并无区别。

大河庄遗址出土兽骨统计表

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份考古报告中关于马骨的记录寥寥几句，也没有相应的照片和检测报告。但有学者对新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出土马骨做了统计分析，有鉴定论证为家马骨骼的有以下几处遗址出土：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最早的家马出现于夏早期的北方地区，而从考古学上来说，就是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齐家文化时期。

世界上关于家马的可能起源地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欧亚草原西部。这一观点的论据是有关学者对于家马的古DNA进行研究，发现现代家马的祖先群体可能起源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欧亚草原西部地区。公元前2200年左右，该地区的古马基因组与现代家马最为相似，随后家马迅速传播到整个欧亚大陆。二是中亚地区。根据资料显示，哈萨克斯坦的博泰遗址曾被认为是家马驯化的早期证据，但近年研究发现，博泰遗址的马更接近普氏野马，并非现代家马的直接祖先。不过，中亚地区仍是家马驯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可能与家马的早期驯化尝试有关。

国内外有关专家研究中国古代家马的热点也主要集中在起源问题上。有的认为起源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有的认为起源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有的则认为起源于夏末商初。可见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而大家认定家马起源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考古学的文化现象进行推测。

齐家坪遗址

由此可见，家马的起源与驯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显示，中国家马的起源较为复杂，可能经历了外来传入与本地驯化因素的共同影响。甘青地区是家马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在甘青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家马骨骼。随后，家马逐渐传播至中原地区，在商代晚期，距今3300年左右的殷墟遗址发现了大量家马遗存及20多个“车马坑”，表明家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广泛使用并开始制度化，形成了一定的车马制度。

这一脉络显示，家马驯化技术可能从中亚起源后，经历了约2000年的传播与本土化过程，最终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时期被明确接纳与驯化，并在数百年后于中原商文明中发展到成熟、制度化的阶段。

在齐家文化中，随葬动物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考古资料表明，当时墓葬中出现的动物遗存，如羊等均属已被驯化的家养财产，代表墓主的财富与地位。在永靖县的大何庄遗址中发现马的下颌骨，为家马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性证据。在齐家文化的葬制下出现的马骨，极有可能属于被当时人群驯化、占有和珍视的家马，而非偶然猎获的野生动物。它告诉我们，至少在约3700年前，黄河上游的先民，已将马的驯化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正将如何驯马作为事业开拓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为中国家马驯化提供了迄今最早的考古实证，对研究中国古代畜牧起源与文明演进具有重要作用。齐家文化的马骨远不止是动物遗存，它是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村落走向国家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物证”。它标志着生业经济向复杂社会的跃进，昭示着黄河上游地区在塑造中华文明早期格局中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创新与传播枢纽角色。

可见，从中亚草原最早家马的出现，到齐家文化遗址马骨的出土，再到中原殷墟车马坑气势恢宏的画面。驿马驰骋山川平原，接力传递政令军情，维系信息畅通无阻，人类与马共拓万里坦途。从此，马不再只是一种动物，它化身为“千里马”的期盼，融入“车水马龙”的繁华，铸就“金戈铁马”的豪情，更升华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龙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