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花儿蕴含的多民族文化基因及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花儿探索

宋代，这里很长一段时期被吐蕃占领，熙宁年间王韶开拓熙河才把吐蕃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元明时期，漠北蒙古人以及中亚西亚的回回人、色目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进入这一地区，融合当地藏、汉、土等民族，形成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正是由于历代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实行的统治和开拓疆土的战争，不同民族的东迁、西迁，中原、南方的移民，各民族的杂居、融合，使这里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正是由于河州地区多民族的迁徙、聚居、角逐、繁衍，多民族互动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往与交流造就了河州地区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共存的区域文化特征，成为多民族杂居的典型区域，亦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花儿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地域与历史背景和土壤中产生并不断发展成熟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色彩斑斓的民族特色，蕴含有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基因。对此，李生贵教授说：“河州花儿流行地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为花儿在汉、藏、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裕固等多民族共享提供了共同的地理环境，同一地域各民族相同或相似的生产劳动和经济生活条件，影响和决定了该区域文化审美价值的趋同和文化共享路径，花儿在这块沃土上由各族人民的培育和浇灌下生根、开花、结果。”

花儿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生活在古河州地区多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晶。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花儿形成的认识也趋于全面和科学。王沛先生在其《中国花儿的原生特征和文化价值》一文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花儿形成的视角，他说：“从历史的传承、保留的音调、早期唱词及遗留的民俗等分析：河州花儿承袭着彩陶文化的流韵，映射着《诗经》的原生态，是秦、南北朝时期羌、汉民歌融合而具雏形，后经隋、元时期汉族及汉化羌族、藏族的演唱逐渐形成和完善，明代以后，经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等民族的演唱和传播，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陕西宝鸡以西、四川若尔盖一带及西藏部分地区也有流传，成为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和部分藏、裕固等民族都喜爱的山歌。”

花儿蕴含的多民族文化基因

花儿内容记录了各民族的爱情生活、社会生活，是大西北各民族的心灵史、发展史和百科全书。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感情，情歌是所有民歌的永恒主题，当然也是花儿永恒的主题，内容丰富。传统的爱情花儿一般从赞美爱慕、试探追求、热恋、别离、相思、重逢、情变、抗争、婚外恋、悲剧、训诫等方面，反映了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并借以抒发种种类型不同的感情，可以说是西北人爱情生活的长轴大卷。

花儿除反映爱情生活外，还反映了跨越时空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丰富、广阔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被誉为“活着的《诗经》”“大西北的国风”“西北的百科全书”。产生于旧时代的大批传统花儿，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它们的反动本质，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历史，当然也反映了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为了理想和幸福不屈不挠、奋起反抗的悲壮历史，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比如西北是祖国的边疆地带，历史上这里军阀割据、穷兵黩武，战火频仍，人民遭受兵燹之苦，花儿对此进行了血泪地控诉：

苦胆的锅锅里熬黄连，

马步芳当上了长官；

抓兵要粮的又派款，

骨头里熬出了青烟。

马步芳坐了个兰州城，

河州城拨了个新兵；

娘老子心痛者地面上滚，

四乡里动了个哭声。

这两首花儿描述的血淋淋的悲惨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还如“保甲长好比是催命的鬼，乡镇长好比个阎王”“逃兵者家里们不敢站，山沟里爬给着亮了”“当家的阿哥兵抓上，活扒了尕妹的心肝”“百姓们难寒者活不成，硬逼者黄河里跳了”。这些花儿展示的旧时代大西北各族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与杜甫的“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光别》《无家别》）类似，撕心裂肺、痛彻骨髓。

同样，更多的花儿作品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获得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的喜悦，如：

春风们一吹者万花儿香，

花心上，尕蝴蝶对对儿飞翔；

共产党一来者得解放，

高原上，

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

俊不过太阳的光彩；

幸福的大路共产党开，

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可以说，花儿记录了各个时代花儿流行区各族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花儿和《诗经》一样，也是一种民俗文化载体，在歌咏爱情主题的同时，描绘和记述了诸如服饰、饮食、居住、行旅、耕作、放牧、狩猎、樵采、贸易、婚嫁、节日、游艺、祭祀等广泛领域的民俗生活，恰似一幅幅西北各族人民色彩斑斓的民俗画卷，成为西北各族人民民俗文化生活的珍贵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他对研究大西北地域文化具有很大价值。对此，花儿学者武宇林女士有着明锐的认识：“中国西北花儿民歌在歌咏男女爱情的同时，也形象生动地记述着西北地区丰富多样的活态的民间生产方式、日常生活、传统节日等风俗习惯，这对研究民族社会心理、民众情感模式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花儿犹如一扇西北民俗文化的窗户，反映着西北地区的社会变迁、时代发展及西北人民的生活百态，为学者提供了研究西北民族文化及风土人情的鲜活素材。”甘肃省民协原主席王贵生教授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花儿业已成为一种民俗文化载体，也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确实，从花儿反映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抒发种种类型不同的情感生活，还反映跨越时空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丰富、广阔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内容，这些共有的内容是决定花儿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决定因素之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花儿蕴含有多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大西北各民族的心灵史、发展史和百科全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