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民歌滥觞丝路“非遗”奇观

——试析中国花儿的八项世界之最

王沛

摘要 中国花儿，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活着的《诗经》”。运用考古资料、文献记载、近百年探索成果及数十载田野考研收获，试析国家和世界非遗项目----中国花儿的歌名、渊源、民族、地区、唱词、曲令、歌会及研究等八项世界性价值。旨在促进中国“花儿学”的深入探讨，促进花儿的保护、传承和弘扬。

关键词  花儿 渊源 曲令 唱词歌会  世界之最

中国花儿，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活着的《诗经》”。因名同源异，分属三种山歌。传统名称是河州花儿、洮岷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上世纪80年代河州花儿又被人称为“河湟花儿”；学术界则分为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本世纪初先后进入国家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称“中国花儿”。为了深入认识中国花儿的文化内涵，笔者从歌名、渊源、民族、地区、唱词、曲令、歌会、研究等角度试析其世界性价值，抛砖引玉，促进中国“花儿学”深入探讨，促进花儿的保护、传承和弘扬。

一、世界上花儿歌名最优美

综观中外山歌，用“花儿”为歌名，光彩夺目，实为罕见，具有高超的艺术智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比喻生动歌名美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莫过于各类植物盛开的花儿。喷香吐艳的“百花之王”牡丹，是国色，亦是国人心中的“美神”。河州是中国紫瓣牡丹的原产地，各族人民热爱牡丹、培育牡丹、崇拜牡丹，民间有“家院栽牡丹，赛过埋宝罐”的风俗。自古有“牡丹随处有， 胜绝是河州”的美誉。

把山歌称为“花儿”、“牡丹”，在中外山歌中独一无二，无限的挚爱之情尽在其中，凝聚着花儿之乡各族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花儿的主体是情歌。河州型花儿最原始名称为“阿哥的肉”，炽烈的情爱一泻无余。对异性的歌唱追求，是人类的本能，正如著名作家张贤亮所说：“因为歌词毫不掩饰，毫无文采地表现了赤裸裸的情欲。我回味她唱的‘阿哥的肉’那句热烈得颤抖的歌声，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情歌有如此大胆、豪放、雄奇、剽悍不羁。什么‘我的太阳’‘我的夜莺’‘我的小鸽子’‘我的玫瑰花’……统统得显得极为软弱、极为苍白、毫无男子汉气概。”¹为了避免衬句“肉”字的粗俗，人们用“憨肉的肉”、“憨敦呀敦”等淡化，也用“阿哥的花”、“好花呀儿”、“阿哥的白牡丹”等美化，使“花”在歌声中逐渐占据显赫位置，唱的是“花”，赞的是“花”，爱的是“花”，其歌名就逐渐从“阿哥的肉”演变成“花儿”了。男性演唱的花儿：“我维的花儿（哈）你没有见，赛过了才开的牡丹”歌咏着女性的婀娜多姿，光彩照人。少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段，少年是爱情火花的闪光点，女性称呼男性和男性自我介绍的需要，“少年”一词伴随产生，如：“多少的男子汉我没有爱，端爱了十八的少年”，“少年人爱的是红牡丹，没怕个山高者路远”等，“少年”逐渐转化成花儿的别称。

花儿歌名正式出现在明代成化年间河州儒学教授高弘游历北乡（今青海民和）《古鄯行吟》诗中：“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²演唱环境、演唱者、曲调特征等尽显无余。

清代诗人祁魁元，“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³记载着和政松鸣岩“唱牡丹”的壮观情景。     

（二）风情万种内涵深

歌名是花儿，歌唱者多是“花儿”“少年”或向往“花儿”“少年”的成年人，他们以花起兴、以花喻人、以花唱性、以花求爱、以花为媒，以花抒情……编唱空间无限扩展。花儿既有对生活事物的尽兴歌唱，更有深层次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万种风情，展示着厚重的地域文化和多彩的民情风俗，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花儿学家马文惠论述深刻：“花儿是大自然中美丽的花朵——青年男女——男女性爱——优美山歌的统一体，隐喻因其‘部分代替整体’的原则，把语言从部分有限带向整体的无限。”⁴    

（三）花儿歌名冠群芳

    中国山歌有陕、晋的“信天游”、“山曲”，内蒙古的“长调”“爬山调”“漫瀚调”，新疆的“牧歌”，陕南、川北的“姐儿歌”、“背二哥”，大别山区的“慢赶牛”，江、浙一带的“吴山歌”，安徽的“挣颈红”，赣、闽、粤交汇区的“客家山歌”，云、贵、川交界地带的“晨歌”、大定山歌、弥渡山歌，藏族“拉依”“哩鲁”等，与花儿歌名的形象美、语言美、想象美、意境美是难于比拟的。

国外与花有关的民歌，目前见到匈牙利著名音乐学家柯达伊的“花之歌”：“这个名称在民间的语汇中是不存在的。可是，这种体裁本身并未衰竭，只是它的名称消失了而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⁵“名称消失了”，则使花儿歌名独美世界。

二、世界上花儿渊源最悠久

花儿产生的古河州地区，因地处黄河上游而得名，亦称“大河之州”。其境为：“今甘肃省黄河、大营川以西、乌鞘岭以南、西倾山以北，和青海民和县地。”⁶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历代辖区的核心地带，早在1.5万年前就有先民生活⁷。

（一）远古先民孕情歌

“当原始人进化到有了初始的语音和逻辑思维的能力时，他们就开始思索生命或生物的起源或根源”。⁸先民“结绳记事”，为了生命的繁衍和族群的兴旺，产生形式多样的“性崇拜”。汉藏语系是包括羌氐等语言的中国最古老的同源变异语言。“热烈得颤抖”的“阿哥的肉”，是黄河中上游先民初具语音功能后发出的最原始的求偶“情歌”。是河州花儿词曲的“源头精魂”。根据语音产生原理推测，先民们用“啊……”“哎……”“肉……”等单音节逐步进入双音节“啊哎……”“哎约……”“肉肉……”等，繁衍生命的本能，促进语音逐步成熟，四音节歌词“阿哥的肉”闪亮登场，成为母权制社会受压抑男性对女性的真情呼喊，成为黄河流域民歌之滥觞，也成了人类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中后期“性崇拜”的活化石。河州传统花儿“万物是真的么人假的，什么是你的吗我的”意识，与西方传教士雅可布·比格特考察旧石器时代印第安人祖先“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的表现相同，⁹再现着朴素的原始社会意识。

公元前3000年左右，甘青马家窑彩陶进入中国彩陶的巅峰时期，以出土数量巨、器型多、纹饰美、工艺精被公认为世界“彩陶之冠”。甘肃积石山县出土的“彩陶王”，其造型波浪纹令人震撼，与河州花儿起伏跌宕的旋律相似；甘青发现5件“彩陶乐舞盆”，再现远古先民载歌载舞的感人情景。其中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彩陶盆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底部10厘米，上下两组纹饰间有舞蹈人物三组，每组五人，手拉手，头上有辫发，在每个人物的体侧都有一尾状物，先人们可能用“阿哥的肉”等歌声起舞。

其场景与北美洲印第安人土风舞近似：“到最后一日，便有一个乔装的人物出场，腰间带有一根雄伟的阳具，经过一番做作后，末了，便由在场的女人，一涌而上，把这个伟物扯下来，胜利地扛着，游行于最邻近的村落。”¹⁰单人舞“阳具”与群舞的“尾状物”相同，二者激发生殖的主旨是无疑的；同期彩陶大量鱼、鸟、花纹和葫芦网纹、贝叶纹、神人纹等，隐示诸多“性崇拜”意象，值得深究；东乡“林家遗址”发掘的“中华第一铜刀”、大量碳化稷、粟、大麻子农作物及石器、骨器等农具，反映早期的农耕、冶炼、农耕活动，奠定了花儿农耕文明底色；大禹“导河积石”“洩湖峡”传说与“齐家文化”出土玉器、铜器、陶祖、青海喇家“黄河磬王”及甘青诸多陶鼓、陶铃等折射着玉石之路的光辉及“性崇拜”遗风；“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反映着羌、氐牧羊人风俗，中原王朝政权更迭战争中羌氐多次参与，与中原文化深入交流。花儿学者张润平认为先民“高唱赞美生育、激励生育、生殖崇拜、生殖信仰的山歌”。¹¹是符合实际的。

进入新石器时期中晚期，发现南方唱“肉”民歌，《吴越春秋·弹歌》载：“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说：“这一原始简单的歌词，说明古代人们用竹制的弓，发出泥制的弹丸打击动物。他们虽然没有说明他们所追打的是鸟类还是兽类，但无论如何，他们却已说明了他们所追打的是一种可供食用的‘肉'。”¹²“除了食欲外，再没有比性欲更重要的”¹³，“阿哥的肉”成为人们的“生命繁衍之歌”广为传播。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北方流行的《诗经·国风》多为四言，与“阿哥的肉”一致，演唱内容、构词手法与花儿大同小异，其中《郑风·溱洧》载“三月三”“求偶对歌”古俗：

溱与洧，浏其清矣。 

士与女，殷其盈矣。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¹⁴

其场景与甘青花儿会完全相同。甘肃农历四月二十八松鸣岩花儿会期，山坡河滩开满野牡丹（芍药），青年男女至今仍在“赠之以芍药”。

还如《箨兮》《褰裳》《将仲子》等。孔子认为“郑声淫”应“取缔”¹⁵。“淫”当为“阿哥的肉”等情爱内容民歌。《诗经·国风》等经孔子等编订“修饰”，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及文人传承圭臬，“阿哥的肉”保持着“郑卫之声”原生态却在社会最底层劳苦大众中口耳相传、歌随人走，在黄河浪花中与羌氐等民歌交响奔流数千年。这个漫长的过程为花儿孕育期。

 （二）汉词羌曲成花儿

秦征服河州罕羌侯置枹罕县，筑长城、建烽燧，中原官兵及工匠等陆续入住。汉武帝征匈奴、逐诸羌，设大夏、白石、河关、允吾等县，中原汉人大规模来这里垦种，与归降羌人等杂居共处。这里高山荒野、偏僻落后、战争频发，艰难生存的汉人“结绳记事”，充满泪水的“哭腔”“郑卫之声”与羌人酒歌¹⁶交流碰撞：

三者的音列、调式、旋律、装饰音大同小异，汉语《哭腔》三拍子节奏同花儿、“阿哥的肉”扩展至七言等唱词，与羌氐辽阔嘹亮音调结合，产生高亢悲凉、直抒胸臆、农牧结合、初具雏形花儿，受到多族群众喜爱。“阿哥的肉”成为其最原始响亮的歌名世代传承。“故本四孔”羌笛演变为便携小巧的双管“咪咪”，音阶为徴羽宫商（5612），与花儿“阿哥的肉”起首长音和旋律的基本音列完全吻合，成为伴奏花儿的绝配¹⁷流芳西北。诗词中出现的“觱篥”“胡笳”等是同类乐器。

东晋十六国时炳灵寺石窟汉文题字和鲜卑供养人着汉装的壁画，反映着羌、汉、鲜卑群众接受佛教的往事。

（三）花儿漫唱西北魂

民谚曰：“陕西的乱弹，河州的少年。”隋唐时永靖炳灵寺石窟达到鼎盛，“尕妹妹好比个活菩萨，白纸上画，阿哥的房子里挂下”等唱词反映着人们的“菩萨崇拜”；

羌藏语及突厥语、蒙古语主——宾——谓式倒装语序常出现花儿唱词中“你脑哈疼肠的要哩”“我把我的大眼睛想者”；元代流传的“金山银山的八宝川，鞑子们占下的草山”花儿，是蒙古军占领河州时的真实写照，也说明花儿已进入成熟传唱期。

唐宋诗词与花儿多有呼应：如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赴河陇》“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君送，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同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杜牧《河湟》“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张乔《河湟旧卒》“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斜阳”，范仲淹《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等。

花儿诗文出现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大学士解缙《寓河州》：“春风一夜冰桥折，霹雳声如百面雷。亦有渔人捕鱼者，短歌微送月明归。”¹⁸其中“短歌”是夜间捕鱼人“熬瞌睡”唱的河州花儿。成化元年（1465）兵部尚书王竑辞官回家，在大夏河边描述演唱盛况：“堤边杨柳郁如林，日日南风送好音。长养屡消三伏暑，咏歌曾入五弦琴，树头散缺清晨雾，溪畔摇开白昼阴。野老约来同憩此，任他炎热不能侵。”¹⁹“日日南风送”的“好音”，正是南龙山上及赵家树林花儿会传来的“花儿”，诗人用五弦琴伴奏，成为赞美花儿第一人。²⁰明代成化年间高弘《古鄯行吟》“漫闻花儿断续长”（见前），说明花儿已唱响甘青大地。

临夏市南龙山赵家树林花儿会

“阿哥的肉”发展变异出上百种曲令，“求子生殖”等唱词是重要内容，花儿成为诸多民族交流的“共同语”和“大西北之魂”。清、民国时花儿随河州人走向西北。花儿王朱仲禄及弟子马俊是杰出代表。清同治十二年（1873）新疆米泉县的马长贵唱花儿远近闻名，十七年收养孤儿韩生元，口传心授，使其成为后来“花儿王”²¹。同时期宁夏自治区省级花儿传承人马得荣的祖父与乡亲们从广河县移居宁夏固原山区，传唱花儿已三代。青海赵存禄出版的《东乡人之歌》，用花儿的形式表现作者1936年随母亲哥哥唱着花儿，从东乡县乞讨落居青海民和县的逃难历程。

从历史传承、彩陶纹饰、保留词曲及遗留民俗等分析：河州花儿遗留早期人类“性崇拜”基因，保存《诗经》原生态；在秦、南北朝时由羌、汉民歌融合而具雏形，后经隋、元时期汉族及汉化羌族、藏族的演唱逐渐成熟；明清至民国进入发展繁荣期，成为西北多民族喜爱的山歌；20世纪50年代初“花儿王”朱仲禄、王绍明、马占祥改称《河州三令》，登上首都“大雅之堂”，受到重视。临夏山区“结绳记事”习俗在1970年后小学教育普及后逐步消失，相伴而行的“阿哥的肉”在民间歌手和花儿会上仍是唱得响，流传广的“长青曲”。学者屈文焜《论“花儿”的性爱主题及其文化渊源》、李健彪《花儿：阿哥的肉》、许四辈《祈求生殖》、宋权《试论艳词花儿淡出的历史必然性》等探究深入。近年进入国家、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洮岷花儿别样红

洮为洮州，今临潭县，岷指岷州，今岷县。洮岷花儿是中国山歌又一重要载体。甘肃莲花山周边康乐、临潭、临洮、卓尼、渭源、岷县等地盛行的《莲花山令》（亦称《两叶儿》)，演唱马莲绳拦路、男女分组对唱及花儿会流动等形式别致；流传于岷县、宕昌的《阿呜怜儿》（亦称《扎刀令》)音调粗犷古朴，唱词丰富。方志学者包孝祖近年考证：由鲜卑慕容廆部创作的《阿于歌》“就是今天的岷县花儿《阿呜怜儿》……在原唱地岷县一带流传一千七百年。”²²其见解值得学界关注。

从学者研究成果来看，洮岷花儿在远古羌氐、鲜卑《阿于歌》等歌声中孕育，唐宋时代与吐蕃、汉族“踏歌”交融发展，明代吸收《牛拉拉》等碾场号子声逐步完善成熟，成为洮河中上游地区群众传承不息的山歌。

（五）六盘山花儿放异彩

六盘山位于宁夏南部各市县、由甘肃东北部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部分县市环绕。六盘山周边是宁夏花儿的大本营，流传广泛的“山花儿”（河州型）和世代传唱的“干花儿”和争奇吐艳，独领风骚。

1.“山花儿”（河州型），盛行在固原，流传于宁夏各地。为明清之际河州人迁徙、逃难及“马家官兵”等在宁夏传唱的“河州型花儿”。演唱者以回族为主，也有东乡族、汉族等。长期的多民族交流，曲调受到“干花儿”、“信天游”、秦声小调等影响多有变异，其韵味犹存。如《河州大令》《白牡丹令》《尕马儿令》等，有些如《阿哥的肉》《六六儿三令》《水红花令》曲变词不变，也有“干花儿”《脸蛋儿好像个果子》等演变的新曲调，出现羽调式、清角音（4）代替角音（3）及音调小调化等特点。“山花儿”对“河州型花儿”传承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宁夏的花儿演唱者、艺术工作者编创花儿剧在国内外表演大赛中享有盛誉。近年来，马生林、马少云、妥燕、马得荣、王月贵、马瑞峰、李成苍、吴勇、马剑龙等河州移民后人已成为宁夏花儿传承研究弘扬的佼佼者，他们与各族歌手、研究者为宁夏花儿的枝繁叶茂做出积极贡献。

2.“干花儿”，亦称“放羊山歌”，历史悠久，为古代山歌遗存瑰宝，现由六盘山腹地土生土长汉族和部分回族演唱，盛行在固原市西吉、龙德、原州、泾源、彭阳及中卫市海原等县（古称西海固）及甘肃中部诸多地区，与甘肃“陇中花儿”、“泾渭花儿”“关陇花儿”均属同源同种花儿。这里干旱少雨，“陇中苦甲天下”。艰难的生存环境，古朴的秦风浸润，使曲调充满苍凉粗狂，起伏跌宕的干腔特色。1938年4月，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在固原和尚铺村车马店听到五朵梅（五个当地女歌手）演唱的《眼泪花儿漂满了》曲调神奇，徵调式中徵宫（51）、宫清角（14）、宫徵（15）、商徵（25）四五度跳进，与清角商（42）多次变化，把要去法国学习音乐的王洛宾迷住了。他多次聆听后整理改编为《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流行于世。还有花儿王朱仲禄1953年甘肃礼县采集的“放羊山歌”，曲调婉转悠扬，商调式商—清角（24）小三度的上下行风味独特，自成一体。有多种变体。他用其曲与创作的河州型花儿唱词改编为《下四川》，一经演唱受到欢迎。1956年夏，朱仲禄和作曲家刘峰合作创作大合唱《下四川》，参加“聂耳音乐周”演出大获成功。1998年，临夏花儿歌手李贵州任新西兰《路易·艾黎》歌剧主演，将《下四川》唱响国际歌剧节。 

三、世界上花儿传唱民族最众多

河州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交通要道，是中原文化、西部游牧文化交融的大舞台。花儿是跨语言、跨民族、跨宗教、跨地区、跨国界的丝路山歌绝唱。正如著名音乐学家杜亚雄所说：“花儿便是我国西北乃至中亚地区十多个民族共有的歌种，这使它在世界范围内显得非常独特。”²³

（一）丝绸路上花儿红

从明代开始，花儿在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和部分裕固、藏、蒙古等9个民族中广泛传唱。

其中中汉、回族说汉语，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汉、土、裕固、藏、蒙古族信佛、道教，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为伊斯兰教。花儿既有中原山歌“信天游”“山曲”的音乐色彩，也受到青藏高原藏蒙及西来穆斯林民歌影响。西北牧羊人音调、“河州话”唱词及部分民族语言衬词，成为花儿基本艺术特征。

（二）东亚“东干族”漫少年

花儿也由清同治年间跟随白彦虎起事的陕甘回族兵带到前苏联的中亚地区，经过130多年繁衍，回族兵后代被命名为“东干族”。花儿学者武宇林近年考察吉尔吉斯斯坦时发现：“东干族与‘花儿’民歌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历史上是西北回族的一部分，即使飘落异国他乡，仍然世世代代地将‘花儿’民歌传承下来。”²⁴

（三）新的民族唱花儿

中外10个民族心血智慧浇灌盛开的河州型花儿，是世界上传唱人数、民族最多的山歌。近年来，在新疆昌吉等地的花儿大奖赛上，出现一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锡伯族花儿歌手，他们在甘青花儿大赛中还多次获大奖。

四、世界上花儿流传地域最广阔      

河州型花儿以河州为中心，先后流传到甘、青、宁、新等地及陕、川、藏部分地区，台湾、中亚等地也有传播。

（一）盛行区

甘肃临夏市、临夏县和和政，广河，康乐，东乡，永靖，积石山，临洮，兰州，永登、皋兰、天祝、榆中、华亭、定西、临潭、夏河、渭源等市县。

青海循化、化隆、同仁、贵德、共和、湟源、湟中、西宁、乐都、民和、门源、大通、互助、尖扎等市县。

宁夏固原、海原、同心、西吉、泾源、中宁、隆德等等市县。

新疆昌吉、阜康、玛纳斯、米泉、呼图壁、奇台、焉耆、吉木萨尔等市县。

陕西宝鸡、凤县、定边等市县。

（二）流行区

甘肃靖远、平凉、通渭、陇西、会宁、静宁、白银、天水、张家川、礼县、武威、金昌、永昌、张掖、肃南、酒泉、金塔等市县。

青海祁连、贵南、同德、兴海、格尔木、香日德、海晏等市县。

宁夏中卫、吴忠、灵武、银川、贺兰等市县。

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塔城、霍城、伊宁、伊犁等市县。

（三）传播区

陕西陇县，四川若尔盖，西藏那曲、拉萨，台湾台北、花莲等地。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凱克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接壤区。

五、世界上花儿唱词结构最奇特

河州型唱词被称为“民间的格律诗”，在中外民歌唱词中独树一帜。

（一）词式结构自成格

词式结构有四句式、折腰式等，其特点是“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衬句变实词，单双折腰美”。

1、四句式是最典型形式，每首四句，分为上下两段，俗称上下联。每段由上下句组成。如：

上段（上句） 一对的尕白马沿山根过，

（衬句）  （阿哥的肉）  

（下句）  我当成山拉的雾了；                

下段（上句） 一对的尕妹妹沿隔塄坐，

（衬句）  （阿哥的肉） 

（下句）  我当成白牡丹树了。

唱词隔句相对，一三句字数相同，二四句字数一致，构成上下段对称标准的结构形式。花儿曲调先唱上段后重复唱下段完成演唱。因衬句“阿哥的肉”是定格，记录者常省略。

2、折腰式也叫“两担水”。是把曲调中间衬句（腰句）“阿哥的肉”改唱为实词，有上折腰、下折腰和双折腰之分。上折腰是在上段上下句间改唱实词：        

上段（上句）  白袍（嘛）小将的薛定山，

（腰句）  下射了鱼，

下段（下句）  上射了张口的雁了；

（上句）  尕妹的模样赛天仙，

（下句）  想死者再不能见了。

下折腰是在下段上下句间改唱实词：

上段 （上句）  宁河的街道是两头翘，

（下句） 中间里逢集者哩；

下段 （上句）  小阿哥好比个绿葡萄，

（腰句）  摘个是好，

（下句）  绿叶子篷严者哩。

双折腰是在上下段上下句间都改唱实词：

上段  （上句）  白蛇（嘛）娘娘的白骨塔，

（腰句）  武状的元，

（下句）  你来了塔根里跪下；

下段   （上句）  不说个模样（嘛）说缘法，

（腰句）  尕手里抓，

（下句） 一说（嘛）三笑地坐下。  

折腰式造成唱词长短对比，使表达的意思更为婉转细腻。如果说四句式有些唐诗韵味，折腰式则具有一些宋词意蕴。

（二）单双字尾节奏美

作为歌唱艺术的花儿，唱词节奏与音乐节奏和谐统一，形成奇特鲜明的节奏规律。

1、四句式节奏：一、三句是十个字，四顿，前三顿三

个字为一顿，末顿单字尾，二、四句是八个字，三顿，前两顿三个字为一顿，末顿双字尾。整个唱词的三音节节奏和尾字的单、双字尾变化，使唱词节奏奇特，富有变化。

2、折腰式节奏：腰句以衬句“阿哥的肉”的格式为基

本节奏。唱词中的节奏性衬字，有虚中寓实及填充音节等作用，一般用小括号保留，以利于演唱和反映唱词的特色，实际演唱中常有增减字数的现象。

（三）创造诗歌新格式

中国传统诗歌是单字尾的天下，花儿单、双字尾交错格式是花儿之乡各族人民对中国、世界诗歌的创造性贡献。1963年中共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看到郗慧民编《花儿》时说：“这本书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这些都是临夏‘花儿’，与全国汉族歌谣不同处，使他们有一个特点，接近新诗。我不知道何其芳看到这些花儿没有，他要看到了我想一定很高兴。何其芳同志所说的三个字的尾、两个字的尾，有固定的规格。这些民歌就是这样。第二、第四句里是两个字结尾，从这本书里选的民歌看，这种民歌是很特别的。我发现了这种情况很高兴。中国民歌，《诗经》是四言，现在怎么一下变成七言了？是不是中间没有其他题材？从‘花儿’里可以看到诗歌形成的某些变化。”²⁵

六、世界上花儿音乐曲令最丰富

西北历史上曾经生活过西戎、羌、氐、匈奴、鲜卑、吐蕃、女真等部族，长期生活着汉、藏、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蒙古等民族，音乐积淀丰厚，使河州型花儿曲调数量繁多，成为中外山歌之翘楚。

（一）曲调称“令”是曲牌

花儿曲调称“令”，是受藏族称曲调为“勒”的影响，与唐诗、宋词、元曲的曲牌相同，标志着花儿曲调高度的发展成就。花儿具有代表性、流传性令名有140多个，曲调340多首。其中地名令57个，曲117首，如《河州大令》《马营令》《南乡令》等；族名令11个，曲44首，如《撒拉令》《保安令》《土族令》等；人名令35个，曲76首，如《脚户令》《尕阿姐令》《尕姑舅令》等；花名令15个，曲52首，如《白牡丹令》《水红花令》《金盏花令》等；衬名令25个，曲51首，如《三起三落令》《绕三绕令》《尕马儿令》等。²⁶

（二）民族曲令显特色

汉族演唱的《尕马儿令》《河州二令》等保留着古羌族民歌的高亢、辽阔，也表现着汉族哀怨、悲壮的情绪；回族演唱的 《河州大令》《依呀依令》等大跳音多，音域宽广，具有激越、豪放的特点；东乡族的《东乡令》《开心人令》等音调突兀、刚直流畅；撒拉族以《撒拉令》《哎西干散令》为代表，缠绵跳荡，藏族民歌中的波音、颤音常出现在歌声中；保安族曲调明亮悠长，柔美抒情，《保安令》《吾阿拉的肉令》等受欢迎；土族群众爱唱《尕联手令》《土族令》等，尾音长音下滑别具一格。正如著名音乐学家乔建中所言：“从整体而言，花儿曲令的民族属性具有一种多重的特征。也正是这种多重性，才导致了一个特殊的结果：同一民歌品种中的曲目产生了不同民族的分支。这是在当地多民族杂居的特殊环境影响之下，民歌文化中出现的十分独特而有趣的现象。它在我国其他地区，的确是很少见的。”²⁷

（三）精美曲令成经典

被誉为“花儿曲令之王”的《河州大令·上去高山望平川》已成为中国名歌流传中外；被称为“花儿曲令之源”的《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在西北许多民族中广泛传唱；西北各族人民喜爱的《尕马儿令》《水红花令》《三起三落令》《白令》《二梅花令》《六六儿三令》等20多种曲令经久不衰，有些已发展为起承转合的四乐句结构，成为花儿经典曲调。

七、世界上花儿会场最壮观

一年一度的传统花儿会场，在甘青有100多处，近年也产生一些新的花儿会，俗称“唱山”或“山场”，保留着远古先民“踏青歌舞”“求偶对歌”的淳朴遗风——是西北民俗风情的博览园，是培育著名歌手的大舞台，参与人数达数万或数十万，规模壮观，享誉国内外。2006年，国务院将甘肃莲花山、岷县二郎山、和政松鸣岩、青海大通老爷山、互助丹麻、乐都瞿昙寺、民和七里寺等花儿会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万千歌手漫少年

花儿会依托各地名山胜景和传统的庙会活动，以著名歌手竞唱、花儿艺术荟萃受到各民族群众喜爱。

1.松鸣岩四月八花儿会，在甘肃和政县陡石关小峡口，相传由仙女下凡传花儿而来。

民国《和政县志》曰：“创始于明朝成化年间，有玉皇阁、菩萨大殿、圣母宫、西方顶、南无台，各栋宇然，皆在石岩之上。”会期为农历四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清代祁魁元“我亦龙华游盛会，牡丹听罢独徘徊”²⁸诗句是真实写照，张和“羌笛遥传边故曲”反映“咪咪”传承不息。松鸣岩花儿会是“河州南乡花儿”的大本营。

2.炳灵寺五月端阳花儿会，位于甘肃永靖县城西南黄河北岸大寺沟内，由喝药泉水、拜大佛而来。明《河州志》载：“每遇孟夏季冬八日，远近来游及远方番族男妇，不可计数。”花儿“大佛爷坐的是炳灵（呀）寺， 背靠了红石（呀）山了”是触景唱词。每年五月初四至初六甘肃、青海的歌手们经水道和旱路到炳灵寺漫唱花儿，曲调充满“北乡花儿”风味。

3、老爷山六月六花儿会。老爷山坐落在青海省大通县桥头镇东侧的苏木莲河畔。传说清朝末年六月六朝山会上，有个名叫才让措的藏女唱的花儿优美动听，人们学唱了个满山红，“才让措”是长寿之意，人们就称曲调《长寿令儿》，花儿会由此而生。参加者是青海大通、互助、西宁、湟中及甘肃永登、永靖等地的回、汉、土、藏等民族群众。

4、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2014年7月，青海省文化馆以西宁凤凰山为基地，连续举办十七届花儿演唱会，吸引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歌手及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歌手参与，成为新时期享誉国内外的花儿盛会。2021年后，国家文旅部有关部门指导，青、陕、甘、宁、新等文旅厅主办，五省文化馆承办，在西宁及互助等县演唱近一月，观众达470万。2022年“人民保险杯”第十九届花儿演唱会，增加民和、乐都、大通、门源、互助、湟中、平安、贵德、同仁等县协办。在主会场民和县七里寺花儿会举办“西北五省区获金银铜大奖者放声歌唱幸福美好新生活”开幕式，获奖歌手到湟源等9个分会场与当地歌手变换场地演唱，会期17天，500多万群众参与。

期间举行《花儿穿越时空的绽放》论文集首发式和纪念朱仲禄诞辰100周年“同心筑梦踔厉笃行——携手共创花儿灿烂的明天”座谈会。甘、宁、青等学者缅怀先贤，同赞青海引领五省联动“唱响大西北花儿会最强音”，为花儿会走出一条成功之路。青海省文化馆原馆长颜宗成19年如一日，做大做强花儿会的经验值得学习推广。

（二）花王唱家领风骚

花儿会是培育花儿歌手的天然舞台，在观众雷鸣般掌声中飞出了“金凤凰”——“花儿王”朱仲禄、王绍明、韩生元和“花儿皇后”苏平等，也在观众热烈喝彩中产生189位各民族优秀歌手和传承人：

甘肃54名：马占祥、王永祥、王麻赞、陈艾有布、马法土买（女）、韩应贤、马木萨、李贵洲、杨子荣、刘连梅（女）、马金山、马古白、马黑娃、张佩兰（女）、赵慧琴（女）张英梅（女）、安仲山、马永华、祁福禄、周星飞、康明秀（女）、张秀梅（女）、杨子英、雷兰芳（女）、魏少文、马俊利、何清祥、马红莲（女）、孔维芳（女）、马忠伟、张兴华、马玉芝（女）、王娟（女）、马尔洒、石光临、罗进秀（女）、牛秀清（女）、韩银香（女）、孔尕扎、徐建伟、罗杰、苟喜霞（女）、马永虎、韩云燕（女）、韩哈三、马君雯、王思雨、杜晓平、史文义、苏正和、黎秀花（女）、杨金花（女）刘进元、宋志勇。

青海：青海78名：祁奴海、赵丰才、白秀媛（女）、冶进元、刁玉梅（女）、马明山（女）、张英芝（女）、李桂英（女）、韩占祥、李树林、姚生全、张海魁、苏发林、马俊（东乡）、童守蓉（女）、赵吉金、张存秀（女）、马俊（撒拉）、王存福、马占龙、温桂兰（女）、胡生存、刘明录、华松兰（女）、李迎梅（女）、李君兰（女）、李君莲（女）、李力毛措（女）、刘咏梅（女）、雷友顺、席文雄、谢先伍、严美颖（女）、姜彩虹（女）、李长存（女）、吴玉兰（女）、屈长英（女）、牛海存、王克秀（女）、铁永芳（女）、杨立功、史永军、赵满香（女）、索南孙斌、伊万柏、昝万亿、张国统、李国全、杨全旭、天贵年、宋保元、白秀珍（女）、焦彩兰（女）、白小云、张海、张万芳、郑玉娟（女）、索菲亚（女）、马全、才仁卓玛（女）、彭措卓玛（女）、麻昌娥（女）、程世忠、蓟海英（女）、王秀（女）、莫莲莲（女）、岗德拉吉（女）、丁有秀（女）、丁有芳（女）、丁有萍（女）、张世启、张君兰（女）、张元香（女）、虎文兄（女）、虎文林（女）、汪黎英（女）、李梅（女）、郭艳华（女）。

宁夏32名：吕秀锋、马汉东、张明星、何金贵、王德贤、马占昌、马生林、马永强、马彩玲（女）、赵福超、王柯德、李凤莲（女）、唐祥、王德勤、妥燕（女）、马少云、撒丽娜（女）、马晓燕（女）、张翠萍（女）、黄亚（女）、王月贵、马衍、张建军、杨登清、赵帅、郭金霞（女）、张娜（女）马得荣、高龙、杨得武、马学军、杨雪（女）。

新疆22名：马长贵、马万有、马金福、杨万福、马良琦、马子良、马成祥、马生龙、马成、马良玉、寇红（女）、苏山林、赵松奇、张占宝、李静（女）、严梓溪（女）、冶文杰、加尔肯·别克、哈里木哈孜·托哈塔尔、努尔买买提·吴甫、热比古丽·吴甫（女）、卡迪热燕（女）。

北京3名：张朵儿（女）、张平、马小明。

（三）叶儿怜儿白云间

1、 莲花山六月六花儿会，位于甘肃西南部洮河中游，相传仙女传下“花儿呀两叶儿”山歌。清人吴镇赞“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²⁹。花儿会从初一至初六有马莲绳拦路、足古川会友、唐坊滩赛唱、王家沟门夜歌、子孙山歌别等活动。以一领众合、分组对唱、花儿会流动、会期绵长等特点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上世纪80年代后，甘肃莲花山成为洮岷、河州并蒂花儿会。被称为“育花人”的禹贵民先生，曾任康乐、临夏、甘肃党政要职，任内复建莲花山多处景观，连年举办花儿大奖赛，多次接待国内外名人；退休后出资建莲花山花儿碑林，为中国花儿“申遗”及弘扬做出突出贡献。 

2、二郎山五月十七花儿会，地处洮河上游，面对千里

岷山，怀抱岷县县城。每年农历五月十五至十七日，四乡及邻县群众汇集县城，大街小巷人流如潮，山上花伞簇拥，歌声“怜儿”此起彼伏，响遏行云。天黑后，歌手和群众都集中在县城街道两边铺檐下彻夜对歌。十七日“正会”最为红火，优胜歌手竞唱披彩，花儿会达到高潮。岷县文旅局连续举办21届洮岷花儿歌手大赛，发展强化了传统花儿会，发现培养大量花儿歌手，成为西北一道独美风情线，值得称道。

洮岷花儿会唱家有“死罪唱成活罪”的景满堂、“甘肃刘三姐”丁如兰。优秀歌手和传承人25位，莲花山花儿李友辉、浪淑琴（女）、靳尚明、汪莲莲（女）、董芳兰（女）、米兆仁、周仕芳（女）、朱淑秀（女）、石玉玺、线得生、文香莲（女）、石海东、杨梅兰（女）、杨海花（女）、何兰兰（女）、潘喜梅（女）；二郎山花儿张耀庭、尹佛恒、董明巧（女）、刘郭成、周志明、姜召娃（女）、刘尕文、郎学慧（女）、包小菊（女）。其中多有兼唱河州型花儿的高手。    

（四）中国西部狂欢节

花儿会的盛况为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传播和弘扬产生巨大影响，有关党政领导和中外专家的感受文章振聋发聩。

1983年中国民研会贾芝副主席率十四省市区采风团赴莲花山花儿会盛赞：“花儿故乡不虚传，男歌女答摇彩扇，歌如流水山中绕，是仙境么是人间？”中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撰文：“‘花儿’犹如野牡丹，它是这块黄土地哺育而成的艺术奇葩。通过‘花儿会’，我们欣赏了这株奇葩的斑斓色彩，也逐步认识到它的艺术风骨和特殊价值。”³⁰ 1984年松鸣岩“大奖赛”决赛时忽然雷雨交加，时在现场的甘肃省委副书记聂大江深受震动：“我觉得‘花儿会’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民族文化活动形式，那么多的群众，人人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欢快的心情来参加活动，而且雨打不散，雷打不散。”³¹

^{著名东乡族作家汪玉良撰文：“甘肃一年一度的莲花山、松鸣岩‘花儿’歌会盛况，使国内外前来观光采风的民间文艺家大开眼界，惊叹不止。延续了数百年而经久不衰的群众传统歌会，在进入当代社会之后，仍然强烈地吸引着多民族的人民同声歌唱、倾诉心声，那真挚热烈的场面，那沉浸在民歌与生命交织一起缠绵不休的动人情景，荡人心魄，催人泪下，这样宏大壮观的景象在中外艺术史上并不多见。”32著名花儿学家柯杨赞：“一年一度，从几十里、几百里外的大山深处，走出田园的辛劳，丢下家务的拖累，摆脱礼教的束缚，冲破人心的防范，热热闹闹地汇聚在一起，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大唱特唱，一唱就是几百年，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生命旋律最欢乐的乐章。这难道不是人类精神文化中的一个奇迹？”332000年5月，甘肃省文联主席程士荣在松鸣岩旅游观光节讲话：“从‘八千游女唱牡丹’到近几年的数万歌手漫花儿，像决堤的江水，汇成诗山歌海。其场面的壮观，编创速度的敏捷，男女老幼参与的热情，是世界上任何的民间艺术所不及的、绝无仅有的。”}

2023年6月12—15日，松鸣岩举办中国花儿大会暨“花儿临夏·在河之州”第二届文化旅游节，进行全国花儿展演、花儿专家学者田野考察、第四届全国花儿学术研讨会等。各路唱家引吭高歌掌声雷动，各地专家交流切磋、多有新意。参加游客达62.6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18亿元，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特邀嘉宾白庚胜拄拐莅会，座谈时激情荡漾：“传统花儿会绽放时代风采，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意义重大！”。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兼音乐学系著名教授赵如兰撰文：“花儿会是流行在甘肃、宁夏和青海三省区的传统民间习俗。莲花山花儿会最为著名，最为盛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将其誉为‘花儿中心’是不过分的。”³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中原律子论述：“莲花山也和泰山一样，作为这一地区的灵山，成为自古以来希望有男孩的妇女们信仰的对象。”³⁵

八、世界上花儿研究最深广

近百年来，花儿受到政界、学术界有识之士关注，建国后国家实施的诸多重大保护传承项目，使花儿的搜集、整理、研究人才辈出，成果卓著，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音乐学、传播学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考查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发表论著的数量，名列世界山歌研究前茅。

（一）搜集研究结硕果

20世纪初，私塾教师邓华堂搜集、整理和研究花儿，成为河州地区花儿的先行者；民国二十四年（1925）3月15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歌谣周刊》特载地质学家袁复礼《甘肃歌谣——话儿》，开启花儿书面整理研究发表大幕；民国三十九年（1940）1月，“花儿研究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张亚雄编著《花儿集》由重庆青年书店印行，著名民族宗教学家牙含章搜集研究花儿成果是重要内容。20世纪中期，唐剑虹编《西北回族民歌选》、朱仲禄编《花儿选》、郗慧民编《花儿》、雪犁编《好不过毛泽东时代》、汪玉良编《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卜锡文编《手搭凉棚望北京》等，使花儿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

20世纪80年后，中外学者深入花儿盛行区采风，发表论文数千篇。出版发行雪犁、柯杨编《西北花儿精选》，新疆昌吉编《天山下的花儿》，甘肃省民研会编《花儿论集》，宁夏固原编《六盘花儿两千首》，郗慧民著《西北花儿学》，赵宗福著《花儿通论》，屈文焜著《花儿美论》，宁文焕著《洮州花儿散论》，张谷密著《西海乐论》，魏泉鸣著《花儿新论》，王沛著《河州花儿研究》，刘凯著《西部花儿散论》，董克义编《积石山爱情花儿二千首》，柯杨著《诗与歌的狂欢节》，汪鸿明、丁作枢编著《莲花山与莲花山花儿》，张吉庆编《花儿五千首》，朱仲禄编著《爱情花儿》，张君仁著《花儿王——朱仲禄》，藤晓天著《青海花儿话青海》等，专集和专著约200多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编选甘、青、宁、新、陕省区花儿词曲近千首；各地文化部门编印的花儿资料近千本，词曲数万首；国内外媒体发表的花儿新闻、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约近万篇（件）。近年来临夏州委州政府重视花儿品牌，州委书记郭鹤立积极筹资建设国内首座花儿文化博览中心，精选建筑设计单位完成建设施工图，建筑面积6.15万平米，投资7.7亿元；引导民营企业家王武明巨资购买收藏家郭正清5328件花儿珍贵文献，2013年1月，举行隆重地向临夏州博物馆捐赠仪式；2月，花儿文化博览中心举行盛大开工仪式。大视野、大手笔，壮举感人：“花儿故乡春潮涌，保护花儿献真情。花儿博览文脉旺，传承‘世遗’攀高峰。”花儿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弘扬进入繁荣昌盛期。

（二）中外专家同探讨

1985年以后，甘、青、宁、新等多次召开省区、国际花儿学术研讨会，研究进入多角度、高层次、立体式的新阶段，“花儿学”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显学。

1985年甘肃举办花儿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专家学者考察莲花山花儿会，宣读４０多篇论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作《关于国际上民间音乐研究方法与动态》演讲：“我参加过多次国际上关于民歌的学术讨论会，最近，还参加了在德国召开的一次会，但从来还没有一次像你们这次会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大家对花儿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的水平，使我十分佩服。我也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多的专家，对这样一个歌种进行如此广泛的、多学科的探讨……”³⁶  2004年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暨第一届花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中国学者（包括台湾、香港）同来自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的学者200多人实地考察了莲花山花儿会，观看临夏花儿演唱活动后举行座谈会，专家学者认为：花儿是临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财富。

杜亚雄、柯杨、卜锡文、张枭等学者在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和刊物上发表《少年：来自中国西北部的情歌——歌手、歌词与音乐》《洮岷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简谈中国甘肃民歌——花儿》等论著光盘等1０多篇（部）。

美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及留学生多次考察甘青传统花儿会，观摩著名花儿歌手演唱，他们在国外发表数1０篇（部）花儿论著产生较大影响：如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广田律子发表《花儿会上的求子信仰习俗》，日本广岛大学大木康博士发表《甘肃花儿学术讨论会侧记》，美国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发表《莲花山花儿会：关于表演环境的研究》，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民俗研究所苏独玉教授发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想：论花儿、花儿会和花儿的学术研究》等。2001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多次考察甘、青花儿，2004年将甘肃积石山、永靖、岷县和青海大通、互助、平安、循化、同仁、尖扎等县列为民歌“考察采录地”。 

（三）音像作品传海外

国内外文化部门、学术团体、新闻媒体开展了许多花儿考察摄录交流活动。1983年中国民协组织14省采风团深入到甘青花儿会场。1984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歌抢救组在莲花山、松鸣岩等为20多名各民族花儿歌手录音录像。1985年中日《黄河》摄制组在松鸣岩、大河家拍摄花儿会等专题片，在国际间卫视多次播放。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及甘、青、宁、新等省区电视台及广播电台等摄制《西北花儿》《花儿本是心上的话》《花儿故乡行》《花儿盛开的地方》等专题片、文艺节目等近百部。

2011年甘肃省音像出版社实施国家出版重点项目《中国花儿》系列音像制品，将近50年来珍贵的词、曲、音、像及研究成果摄制19个光盘，发行国内外。2015年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黄河电子音像出版社完成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花儿集萃》，甘青宁新百首原生态花儿分集多层面展现，“走进花儿”“编创花儿”等集有新意。花儿的保护、传承、弘扬跨入大数据时代。

花儿演唱者、研究者和媒体人运用现代传媒技术，整理编创出版《朱仲禄演唱花儿系列》《苏平演唱花儿系列》《马俊演唱系列》《花儿尕联手》《西北花儿名曲精选26令》《东乡人》《保安族姑娘一朵花》《西北花儿王子·祁福禄专辑》《山里人的歌》《花儿轻音乐风·情·韵·魂》等录音带约600多盘；发行《河州花儿红》《红莲花儿美》《醉花儿》《俏花儿》《临夏情韵》《张朵儿北京音乐会》等CD、光盘约300多盘；青海省文化馆支持歌手出版音像制品200多件；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及花儿爱好者的欢迎。

（四）人才辈出跨学科

花儿史学家魏泉鸣撰文：“花儿研究家已跨入第五代，第一代的起止时间是1925年3月15日到1945年，花儿研究家阵容大体如下：袁复礼、慕少堂、谢润甫、张亚雄、牙含章、李文实、逯登泰、王洛宾。第二代的起止时间是1945年至1965年，代表人物有唐剑虹、朱仲禄、魏宏泽（雪犁）、景生魁、刘凯。第三代的起止时间是1965年至1985年，代表人物有柯杨、卜锡文、魏泉鸣、郗慧民、乔建中、杜亚雄、刘尚仁、苏平、汪鸿明、李璘、马文惠、宁文焕、宋志贤、李恩春、鲁拓、丁作枢。第四代的起止时间是1985年至2005年，代表人物有王沛、赵宗福、杨鸣健、郝毅、屈文焜、周梦诗、武文、郭正清、谢承华、黄金钰。第五代的花儿研究家起止时间应是2005年至2025年，恰逢中国现当代花儿研究史的百年大典，代表人物有李雄飞、张君仁、武宇林、陈元龙、马珑、马如意、马忠贤。”³⁷

近年来，青海花儿研究会在藤晓天会长带领下出版专著20多部，³⁸影响深远。根据多学科研究成果，第一代还应列入邓华堂、王云阶。第二代应有陕西关鹤岩、陈川静；甘肃汪玉良、康尚义、周健；青海华恩、王歌行、刘文泰、达玉川。第三代应有北京刘麟，甘肃郝苏民、庄壮、包学良、李槐子，丁少汤、贾福海；青海张谷密、王浩、黄荣恩、杨正荣、朱刚、赵存录；宁夏张贤亮、刘同生、安妮；新疆富林；台湾丑辉瑛。第四代应列入甘肃马少青、马自祥、康建东、宛廷聚、陶柯、李林、王知三、张吉庆、楊克栋；青海滕晓天、董绍萱、颜宗成、郭兴智、赵存禄、师守成、井石、巨奇君、罗耀南、马占山、马正元；宁夏杨少青、徐兴亚、李世峰、韩宏。第五代应有甘肃丁如玮、顾善忠、董克义、张润平、冯岩、祁明芳、赵怀侠、聂明利、李生贵、徐志河、徐光文、蒋胜利、魏登贤、赵永山、何延根、贾宙、王显瑞、米兆仁、季绪才、包孝祖；青海杨生顺、马得林、李少白、李养峰、蒲占新、贺文慈、宋权、许四辈、吴红艳、马桂花、马清华、李红；宁夏武宇林、薛正昌、马剑龙、王得盛、孙国权、马国俊、马晓红；新疆马雄福，路阔、秋实、马生辉、李文乾；陕西李健彪、曹强，前后共145人。

综上简述，中国花儿的八项世界之最内涵深邃，对渊源流变、词曲特色、演唱会场等多有新说，需深究请查阅有关文献著作。笔者囿于学识、信息的偏颇多有舛错，恳望专家识者指正！在花儿歌手、研究学者遴选中得到颜宗成、藤晓天、屈文焜、王得盛、马剑龙、马得荣、王知三、赵怀侠等学友帮助，在此致谢！  

2023年6 月于河州马莲斋

注释：

1.张贤亮《绿化树》[J] .1984年第10期。

2. 赵宗福《谈咏唱“花儿”的诗及最早出现的年代》[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四期。

3. 祁魁元《梅仙遗诗.松鸣岩晚望、松鸣岩古风》[O]. 民国胥灵峰捐刻石印本。

4. 马文惠《西北高原的文艺奇葩—花儿探索与赏析》[J]. 内部交流本. 2000年10版。

5. [匈牙利]Z·柯达伊著，廖乃雄、兴万生译.论匈牙利民间音乐[M]. 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5月版，第133页。

6.《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M]， 1980年8月版， 第911页。

7.马珑主编，《临夏考古》，[M].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55页。

8. [美国]O·A·魏勒著，史频译《性崇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1.第一版，第一页。

9.[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10.[英国]卡纳著，方智弘译《人类的性崇拜》，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66页。

11. 张润平《洮岷花儿》[M]. 团结出版社.2020年6月版.第39页。

1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5页。

13.[英国]卡纳著 方智弘译《人类的性崇拜》，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26页。

14. 袁枚《诗经译注》[M].齐鲁书社，1980.12版，第270页。

1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91页。

16.王沛《“咪咪”——“故本四孔”》的羌笛[J].中国音乐，1990年第2期。

17. (明)吴祯《河州志·艺文》 嘉靖本

18.(明)吴祯《河州志·艺文·王竑·柳岸熏风》 嘉靖本。

19.详见王沛《中国花儿散论》[M].临夏州档案馆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第003页。 

20.马生辉《富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疆“花儿”》[J].《群文天地》，2022年增刊，第78页。

21.包孝祖《中国花儿本体与源流研究》[M]. 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91页。

22.王沛《中国花儿散论》[M]. 临夏州档案馆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第001页。

23. 武宇林《中国花儿通论》[M].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

24. 魏泉鸣《胡乔木同志关注“花儿”》[N]. 兰州晚报. 1985年7月21日。

25.王沛.《中国花儿曲令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26. 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M].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27.(民国)祁魁元《梅仙遗诗·松鸣岩晚望、松鸣岩古风》， 胥灵峰捐刻，石印本。

28.(清)吴镇《松花庵诗草·我忆临洮好之九》。 

29. 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历史背景研究》[M].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2页。

30. 聂大江《一项很有发展前景的群众文化事业》[R]. 甘肃文化动态，1984年第10期。

31.王沛《河州花儿研究》汪玉良序[M].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1页。

32.柯杨《诗与歌的狂欢节》[M].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第1—2页。

33. [美国]赵汝兰《关于国际上民间音乐研究方法与动态》[C]. 甘肃省国际花儿学术研讨会，1985年7月。

34. [日本]中原律子《花儿中民间传宗接代的信仰》[C]. 甘肃省国际花儿学术研讨会，1985年7月。

35.王沛《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97页。

36.魏泉鸣《中国花儿学术史论稿·花儿研究家已跨入第五代》[G]。西北民族大学科技处编，内部交流本，2011年版。

37.藤晓天、李养峰《五彩斑斓的青海花儿会》[M]. 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

作者（左）与著名中国音乐学家杜亚雄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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