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燕云

临夏的春天总是裹挟着黄河水的潮湿，漫山遍野的杏花在料峭春风里摇曳。我蹲在泛着碱花的泥墙根下，指腹划过土坯墙上细密的裂纹，仿佛触摸着大地的掌纹。远处羊群的铃铛声，将我的童年定格在黄土高原深处的褶皱里。

外婆的炕桌上永远摆着用报纸包裹的油香，油渍在铅字上洇出透明的花。五岁的我趴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窗台上，看那些被油浸透的文字在晨光里闪烁，像撒在黄土地上的碎玻璃。外公说这是“天书”，我却固执地相信这些神秘的符号里藏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第一本真正属于我的书是小学老师送的《海蒂》。羊皮封面上烫金的阿尔卑斯山，在煤油灯下泛着蜂蜜般的光泽。当海蒂赤脚奔跑在山间牧场时，我正踩着露水去放羊；当她蜷缩在干草垛里想念爷爷时，我数着土坯房顶漏下的星光。黄土高原与阿尔卑斯山脉在书间相遇，羊群的咩叫与雪绒花的私语达成了某种神秘的共振。

地理老师常说我们处在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带。我却觉得自己的童年卡在两种声音里，牧羊人的口哨声混杂着货郎的拨浪鼓，直到某天我发现所有声响都在书页间找到了归宿——就像暴雨后沟壑纵横的黄土塬，每条裂缝最终都通向黄河。

初中时在图书馆尘封的书架上邂逅张爱玲与三毛，犹如在麦草垛里翻出珍珠。旧书页里的霉味与《金锁记》里阴湿的弄堂气息奇妙地重叠，七巧手腕上的翡翠镯子在我眼前晃出幽绿的光；某个深秋的午后，我在打麦场边读《倾城之恋》，风卷起金黄的麦壳扑在书页上，恍惚间竟像极了香港沦陷时纷扬的炮灰；三毛的撒哈拉在教室后排的晨光里铺展，她用骆驼头骨插花的时刻，我正把野菊插进捡来的农药瓶。

在我和表姐睡在一起时，少女心事碰撞，辗转反侧的夜晚，我们共读《哭泣的骆驼》，光圈里泪水与沉默共同飞舞。她用红笔圈出“北纬23.5°”——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撒哈拉沙漠和临夏县共享同一条回归线的体温。

李娟的《冬牧场》到来时，我正在经历青春期的阵痛。她笔下阿勒泰的雪原与临夏的黄土明明相隔千里，毡房升起的炊烟却与我家灶膛里冒出的青烟有着相同的弧度。当她在寒夜里裹着羊皮大衣写作时，我正蜷缩在烧得滚烫的土炕上读书，窗外的北风把月光吹成碎银，洒在起毛边的书页上。

高考前的冬天，我在晨读时发现玻璃窗上生长着冰花，那些晶莹的枝桠竟与张爱玲笔下“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惊人相似。复习资料里夹着的李娟散文集，扉页上不知何时落上了油菜花粉，金黄的颗粒在“羊道”二字旁闪着微光；复习文综的午后，我总在等高线地图上寻找文学坐标。张爱玲的上海弄堂对应着下沉式天井窑洞，三毛的加纳利群岛遥望刘家峡水库的碧波。当同桌抱怨区域地理难记时，我的笔记本正衍生出奇异的注解：“贺兰山缺口是西伯利亚寒风的页码，河西走廊乃沙尘暴的装订线”。

如今，站在大学图书馆的窗前，我依然能闻到童年土坯房里特有的泥土腥气。当指尖抚过精装书光滑的封面，那些在煤油灯下摩挲粗糙纸页的触觉就会苏醒。临夏的杏花年复一年地开谢，但书籍为我构筑的永恒春天，早已在灵魂深处生根发芽。

每次跨过不同的经纬，从一个地方横跨到另一个地方，老屋早已在时光煮雨的浸泡中，轰然倒塌，留下漏出的一两枝桃花，或是院子某处牡丹枝条蕴藏着正在发芽的巨大无比的力量。岁月轰鸣声中，突然懂得父亲常说“土墙会呼吸”的含义——那些曾经容纳过我无数幻想的孔隙，此刻正将20年的光阴呼成漫天星子，当暮色中传来母亲呼唤吃饭的声音，我看见自家炊烟正与千里外阿勒泰的毡房轻烟，在泛着蓝调的天幕上，写下两行关于光年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