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含章：民族团结的楷模

◇ 马少青

牙含章同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推动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他在民族问题理论、宗教学和藏学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和巨大的贡献。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不只是民族理论的研究者，更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忠实践行者。

牙含章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直与藏族、回族人民一起生活，与他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的革命工作和学术活动中又与很多少数民族同志一起工作，与他们出生入死，建立了战斗的情谊。

首先，牙含章作为一个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人，一生中与多位藏传佛教的活佛成为朋友，成为同志。1928年，因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导河青年社”，他被迫辍学，到夏河拉卜楞寺当了三年喇嘛，有幸结识了同龄的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五世嘉木样不仅是拉卜楞寺院的寺主大活佛，受到中央政府册封的“辅国阐化禅师”，还是一位博学多才，善于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革新的藏族上层人物。牙含章与他接触，受益匪浅，在拉卜楞寺，他给活佛教汉文，活佛给他教藏文、讲佛经，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1937年，五世嘉木样要到西藏学经深造，需要一个懂汉藏两文的秘书，经黄正清推荐，牙含章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们一起到西藏，同住在一个寺院里，朝夕相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达赖喇嘛传》 牙含章 著

1946年，牙含章受党的委派，到陇右开展地下工作，当时他的任务是在“甘南民变”的基础上，寻找义军残部，从义军骨干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建立游击队。他在这里的工作中，结识了一位藏族活佛——“甘南民变”的领导人肋巴佛。肋巴佛与他同岁，又出生在他的家乡姓康的藏族农民家里。八岁时，被卓尼水磨川寺的喇嘛认定为前世肋巴佛的转世灵童，接着到该寺出家当了活佛。活佛长大后，同情劳动人民，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政策，1943年3月，肋巴佛出于解救穷人出火坑的动机，脱下袈裟，拿起刀枪，率领藏、汉族农民两千多人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率领这支队伍，转战陇南，与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正规军保安团血战十多个月，写下了甘肃历史上汉、藏、回、东乡等民族的农民起义军大联合、大团结的光辉一页。起义失败后，他拒绝敌人的“招抚”，率领残部数十人，钻密林，进山洞，躲过国民党政府的搜捕，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地下武装斗争。当肋巴佛见到牙含章时，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他终于找到了党，要求加入党组织，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干革命。牙含章代表陇右工委对肋巴佛进行了政治审查和党的知识的教育，并报甘工委批准，由他和工委的另一位领导人高健君一起，介绍肋巴佛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4月，地下党组织派牙含章回陕甘宁边区向甘肃工委汇报工作时，肋巴佛也随牙含章一块到边区学习。在去边区途中发生车祸，肋巴佛不幸遇难，牙含章受了重伤。当牙含章昏迷苏醒后，知道肋巴佛遇难，托地下党员妥善处理了肋巴佛后事。肋巴佛的不幸，使牙含章感到万分悲痛。这种伤痛持续了几十年，久久不能释怀。1986年，在肋巴佛诞生七十周年的时候，牙含章写了一篇题为《从活佛到共产党员——忆甘肃南部农民起义领袖肋巴佛》，以此寄托他的哀思和怀念。

1950年组织决定牙含章到西藏工作，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副代表，承担护送十世班禅返藏的重任。从此与班禅大师合作共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52年10月20日，当牙含章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即将离家札什伦布寺向班禅辞别时，班禅大师依依不舍，特命喇嘛排队、焚香、念经，以藏传佛教的崇高仪式送别牙含章，表示衷心感谢，班禅还出于私人感情，特地给牙含章赠送一匹快马送行。牙含章从上述这三位活佛的密切接触中认识到，他们虽然是佛身，但也是凡胎，他们既有宗教的崇高理想，也有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普救大众的情怀。基于此，牙含章在他的藏学名著《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的写作中，把活佛从神坛上请下来，融入到藏族社会。在历史的实际中进行研究，从而脱离旧藏学的樊篱，使藏学研究为国家的统一和藏族人民的解放服务。

《班禅额尔德尼传》 牙含章 著

牙含章同志长期与回族同志相处，同他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1941年，为了推动陕甘宁边区回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受组织委派，以“马尔沙”为化名，积极联络延安的回族干部杨静仁、沈遐熙、鲜维俊、马永祥、沙里士等同志，发起成立“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和“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为抗战时期动员回族人民参加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同这些回族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到老年时仍保持着真挚的友情。

马福善是“甘南民变”的另一位领导人，也是牙含章在陇右工作时期联系较早、相处时间较长的一位朋友。马福善是回族，老家在康乐县虎关乡三十里铺村，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是个贫苦农民，幼年时曾在清真寺跟阿訇学过几天经，但汉字识的不多，基本上是个文盲。1943年他和他的儿子马继祖领导陇右地区的回族与东乡族农民起义，参加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甘南民变”，甘南民变失败后，他们转入地下。牙含章到陇右开展工作时作马福善父子的工作。当马福善见到牙含章的时候，感到回汉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又有希望了，他即向牙含章提出让他儿子马继祖参加共产党干革命。马福善自己积极配合陇右工委，在宁定县（今广河县）参加过“甘南民变”的回族农民中，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陇右回民支队。甘肃解放后，牙含章主持临夏专员公署的工作，当时他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回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安定临夏地方的社会秩序。马福善作为宁定县的第一任县长，以党的朋友的身份，利用他广交朋友的方便，在河州地区的回族群众中广泛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式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马福善虽然早在1955年就去世了，但牙含章还长久地纪念着他在甘肃陇右地下工作时期和马福善建立的统战关系，甘肃解放以后又和他共过一段事的经历，“心潮起伏不已”，撰写了“回汉民族团结的楷模——纪念甘肃南部回族农民起义领袖马福善”的文章，“以志缅怀！”

乌兰夫是牙含章与之共事时间最长的蒙古族干部。牙含章和乌兰夫是1939年认识的，当时乌兰夫在绥远省的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牙含章在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因为绥远省的地下工作归西工委领导，乌兰夫来西工委汇报请示工作的时候，牙含章认识了他。1942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延安成立了民族学院，乌兰夫调到延安担任民族学院的教育长，牙含章也调到民族学院担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上他们有了更多的联系，接着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牙含章和乌兰夫调到了这个局的少数民族研究室工作。乌兰夫担任主任，牙含章担任副主任，他们又工作在一块，彼此有了较深刻的了解。1964年，牙含章调到内蒙古大学担任副校长，乌兰夫兼任校长。1966年的文革中，乌兰夫首当其冲，牙含章也被打成乌兰夫“死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牙含章调回北京担任民族研究所所长，乌兰夫也调到中央主持民族工作，这样他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又多起来。牙含章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先后反映给乌兰夫，由乌兰夫主持的有关会议和文件中得到采纳。牙含章和乌兰夫之间不止是同志之间的情谊，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责任心。牙含章一直怀念他与乌兰夫的这些往事，1988年乌兰夫逝世后，他撰写了“回忆乌兰夫二三事”，以寄托思念。

《陇右地下斗争》 牙含章 著

牙含章同志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进步十分关心，我自己特别有切身的体会。1977年夏，组织上选送我到北京民族文化宫作讲解员，工作性质主要介绍保安族的发展状况。那时，我在文化宫举办的民族培训班上聆听了牙含章同志的讲课，他主要讲民族理论和宗教政策。讲课中，有两个问题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是民族团结问题。他说，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活习性、生产方式相互影响，文化相互交流，人口相互融合，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是主要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各民族之间有割不断的内在联系，这是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的，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里边。各个民族休戚与共、利害相关、有福同享、有祸同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要使我国各民族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就必须在各民族人民的头脑中，牢固地树立起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团结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意义。再一个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他讲，姓氏是血统符号，民族是文化符号。不同民族的人们友好相处，首先要解决好文化上的相互沟通，相互尊重，这是各族人民之间增进感情的基础。大家要明白，多民族共处的社会中，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对和谐民族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大家来自民族地区，对此，一定有深切体会。文化交流与民族关系的问题遍及于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大家对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关系问题似乎并不生疏，但是人们看得见、感觉到的问题，往往是表面现象。就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关系的内涵来说，尤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正确理解和正确认识和重大问题。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民族关系的改善，又直接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它们相辅相成。他同时强调，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维护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总根子和出发点，这是中华各民族拧成一股绳的总的精神支柱。他深入浅出、通俗透彻的讲解，使我获益匪浅，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认识上的提高。他真诚朴实的讲课作风和情切的音貌，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

1981年，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成立的时候，牙含章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来参加县庆。他一见到我，就认出我来了，询问我的工作状况，当我告诉他现在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县庆上搞宣传接待工作时，他慈祥地说：“那好啊，你年龄小，好好干，前途很大”。关心了我的成长后他还认真了解了自治县成立的情况，使我深感到牙老对家乡发展的殷殷关切之情。

在牙含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央部门召开了他的学术讨论会，可见他的理论建树和社会影响之大。此时，我回想起他的教诲和音容笑貌，非常怀念，谨写此文，以志纪念。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