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 马俊华

甘肃省临夏市古称河州，“河州八坊”是对临夏市南关一带聚居区的泛称，将居住在这里的人称为“八坊人”，东乡族语称“巴扎空”，意思是居住在城里的人。这里有著名的“八坊十二寺”和“八坊十三巷”。唐宋以来这里已经有人居住，到明清至民国时。而“八坊”之名是怎么来的，却众说纷纭。

市坊制的演变

什么是“坊”？《康熙字典》解释：“邑里之名，坊，方也，言人所在之里为坊。” 《辞海》解释：“市街村里的通称。如：街坊、村坊。”《说文》：“城，以盛民地”；“市，买卖之所也”。

自西周至唐代，城市管理中实行“市坊制”。市、坊、厢、里，是城市中的一种区划称谓，商业区曰“市”，居民区曰“坊”、“厢”、“里”。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坊”，或称“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组织的基本单元。从北魏开始出现“坊”的称呼，从隋朝开始正式将“坊”固定化。

西周时，城市中已有市、次、叙、肆等。《周礼·天官·内宰》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所谓“建国”，就是筑城，周人筑城后既划出一块地方设“市”，为专门的商业区，“市”里设“次”[①]、“叙”（市场管理官员处理事物的处所）、“肆”（陈列出卖货物的场地或店铺）。

春秋战国时，城的规模逐渐扩大。城市中有专门的商业区“市”和固定的居民点“里”。根据《管子》记述，齐国都邑的聚居区管理机构为“里”。里的编户“五家为轨，十轨为里”，每里辖五十户，管理颇为严格。《国语·齐语》曰：管子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管理制度与西周大致相仿。

秦统一六国后，推广郡县制，城市大多成为郡县治所。在城市中设有专供经商贸易的区域“市”和专供居民居住的区域“里”（也称闾里）。即把全城分割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市区与住宅区严格分开，“市”和“里”都环以高墙，设里门与市门，由吏卒和市令管理，全城实行宵禁，晨启夜闭。按时开市、闭市，闭市后不许再有经营活动。在闾里制下，遂产生了“闾巷”，即闾里中居民互相往来的通道。另外有“国宅”，是专门供王公贵族和朝廷重臣居住的地方。

西汉时期，沿袭秦代城市管理制度。《汉书·食货志上》曰：“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将棋盘式的街道分为大小不同的方格，这是“里坊制”的最初形态。“里”、“市”依然实行分离。“里”四周设墙，中间设十字街，每里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里门。“市”的四面也设墙，井字形街道将其分为九部分，各市临街设店。西汉长安有一百六十个闾里，每一闾里设“弹室”，控制居民。

三国时，沿袭西汉“里坊制”。曹魏都城——邺城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分区明确的里坊制城市格局。平面呈长方形，宫殿位于城北居中，全城作棋盘式分割，居民与市场纳入这些棋盘格中组成“里”。

北魏时，在洛阳等城市仍然实行“里坊制”。在继承了前代都城居民聚居区按里划分的制度，并有所发展完善，从而使此时期的里坊布局更加规整化，管理严格化。《洛阳伽蓝记》卷五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隋朝时期，城市实行“市坊制”或称“坊市制”，并将“坊”固定化。城市中有“坊”、“市”的设置，是城市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市内不住家，坊内不设店。坊，或称里坊，是城市组织的基本单元。《大业杂记》记载，隋代长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

唐代时对“市”有严格的管理，当时的“市”集中在一个大院内，“市”的四周筑有围墙，称“阛”，四面设门，称“阓”。市门朝开夕闭，交易聚散有时，规定：“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违反者要受到处罚。

唐代长安设有东、西两市。市的设立、废撤和迁徙，都由官府以命令行之。市内店铺按商品种类区分，排列在规定地点，称为“肆”、“次”。政府设有管理市场的专职官吏,历代名称不同，如司市、贾正、市令等，其职掌基本类似。《旧唐书·食货志》曰：“在邑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 《唐六典》曰：“两京及州县之郭[②]内分为坊，郊外为村。”《旧唐书·职官志二》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这就是说，城郭之内的居民区称为“坊”，郊外居民区称为“村”。唐代后期,商业活动渐渐不限于东西两市,在两市邻近的各坊和城门附近，已有手工业者和商人设店、摆摊售货；大城市并出现夜市。《大业杂记》记载，唐代长安东市“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广狭不易于旧，……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唐长安城平面布局严格按照《周礼》中有关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式进行建设, 同时采用超出需要的街道与坊里尺度,目的在于突出皇权；将坊里之间用坊墙分隔, 划清范围, 限制夜间出行, 以利管理。唐代都城长安的外郭城，除坊与市之外，还有“街”。因此，唐代城市的管理区域分为坊、市、街三部分。坊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启闭，违反规定要受到处罚。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官员也不例外。

厢坊制的出现

宋代初年，城市体制管理仍然沿袭唐代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区为“坊”，商业区为“市”，居民区和商业区截然分开。居民的“坊里”和店肆集中的“市”，四周都筑有围墙。所有门户都设专人把守，早晚定时启闭，夜间不准随便出入，而且民居、店肆只准开在坊市围墙以内，不准当街开门。[③]后来，这种封闭式的“市坊制”逐渐被打破，市场的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随之取消。城里随处可开设商铺，小商贩也可在各处沿门叫卖，夜市盛行，城厢内外形成繁华的商业区，并出现了专业性的批发交易市场。

坊市制崩溃后，厢坊制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城市管理制度。宋代，出现了以军事管制为基础的厢，后又形成了坊、厢、府州县多级行政体制。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在东京（开封）城外居住区划分八厢，并置厢里管理。于是作为城市独立一级的管理机构——厢便出现了，它的任务是“令分地巡逻，治烟火盗贼公事。”厢的办事衙门，称厢公事所，设巡检使一员，为该厢官长。厢官的设置，以所辖坊数和户数多寡而定。厢下设有巡捕，是基层治安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天禧五年（1021年）将东京（开封）外城外八厢改为九厢，共管十四坊。[④]

辽金元时期，城市管理融汇了少数民族因素，特别是元代，城市管理呈现新的特征。元代仍实行“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⑤]的厢坊制，分为隅、厢、坊、巷等，但管理体制有了显著变化。除四川、岭北、湖广、云南等行省的一些边远地区外，路级治所均设“录事司”，“掌城中民户之事”。原南宋首都临安府曾于宋高宗时设九厢，元改路后，分设四隅录事司，后并为左、右两处录事司。

明朝建立后，在地方上实行了“里甲制”；在城市实行了“坊厢里制”。《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十四年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规定：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分十甲，十户为一甲。里设里长，甲设甲首。城市中设坊、厢、里。坊设坊长，厢设厢长、里设里长。城市居民实行以户籍管理制度，按职业划分居住地带，根据其所在地区街道，分别按坊、厢、里进行编制。

清朝的城市管理制度有其特别之处，即实行满汉分治。以都城为例，清代将北京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安置由东北迁来的满族旗人，原本在内城居住的汉族被迁往外城，形成了不同的社区划分与管理。这种管理制度使内城与外城的居民结构大不相同，内城居住的多为满族八旗兵，外城居民则是以汉族为主的官僚士绅、商贾、匠人、手工业者等。

清代在城市实行“牌甲制”，亦称保甲制。即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甲制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户设户长，甲设甲长，保设保长。

民国时期，依然实行保甲制度，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在实际操作中城市与乡村、各地区之间略有弹性。在城市则以每一门牌为一户，如同一门牌内有两家以上仍以一户计，户长由此门牌内各家互推一人充任。

蕃坊和教坊

从唐宋至元明，对外来的西域回回人，在“市坊制”下，实行“蕃坊制”。“蕃坊”又作“番坊”、“蕃巷”，指的是中国唐宋时期波斯侨民在华聚居区。在蕃坊制下又产生了“教坊”。

唐代时，因城市中的居民区称为“坊”，宋代继承沿袭了唐代“蕃坊制”。到元代时期，“元代回回之人遍天下”。政府设立了“哈的司署”，在地方上，设立“哈的所”，并以“哈的”作为掌教，也称为“掌教哈的”，管理教务。元代后期“掌教哈的所”被取消，可“哈的”依然存在，继续行使其职权，直到元亡为止。

八坊来历

“河州八坊”是古代城市中“市坊制”、“厢坊制”和“蕃坊制”演变的产物。明朝在城市管理中，沿袭了市坊制和厢坊制，实行了“坊厢里制”，坊设坊长，厢设厢长、里设里长。城市居民实行以户籍管理、按职业划分居住地带的制度，根据其所在街道，分别按坊、厢、里进行编制。河州城如何实行“坊厢里制”编制，尚无资料可查，根据朝廷实行的“坊厢里制”推断，回民聚居的河州城南关厢一带，可能有八个行政“坊”，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所以称为“八坊”。河州八坊也可能是唐宋“蕃坊”制和“教坊”制的遗迹。

明代河州的“市”在城内里郭，明《河州志》记载，河州城内里郭有 “大市，即粮货市也，贸易至午而散。在城中大十字街。中市，即畜类市也。六畜咸集，贸易至午而散。在城中小十字街。南关市，客店一十八座，四方商贾居焉。”[⑥]到清代时，河州城内“市”转移到南关，清《河州志》载：南关有“大市，即粮货市也，至晨而散，大城中北面。中市，即畜类市也，至晨而散，大城中街门口。”[⑦]民国时的《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南关市，有米粮市场，阛阓毗连，客商云集，较之城中商业繁盛倍蓰。”[⑧]

现在人们习惯上把临夏市南门广场红水河以南，三道桥以北，东自上二社以西，西至西巷以东的这片回民聚居区称为“八坊”。根据明代“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的规定，八坊应该在城内，为什么把河州南门外的南关称为“八坊”？我们查一下明代《河州志》就知道了。明《河州志·州城》载：“南门外关厢，长五里，稍门三座。西门外关厢长二里，稍门三座。东门外关厢，长百步。稍门关厢属州，城属卫。”[⑨]当时把南门外隔红水河以南称为“南关厢城”，这时已有“关厢”、“厢城”概念。明《河州志·城池寨堡》一节中列有“州城”、“南关城”、“关厢”等标题。其中《城池寨堡·南关城》载：“南关城，隆庆三年[⑩]，知州聂守中创筑。延袤七里五分，高三丈，阔二丈五尺。南门有楼一座，东西二门，铺八座，垛口五百。”[11]明代修建的关厢南门，俗称“稍城门”，在今三道桥广场之北，上有城楼三间。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河州知州张永淑重修城楼时书“古枹罕”三个大字，镌刻于砖匾之上，镶嵌于南门城楼之上。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马步青在三道桥迆东大兴土木，修建官邸东公馆时，拆去南关厢稍城门城楼及部分城墙，稍城门之上的“古枹罕”三个大字移嵌于南城门门楣。所以，明代时，南关稍城门（今三道桥）之北均为城区，与“在城曰坊，近城曰厢”相符合。至今民间仍然把三道桥广场南口称为“城门”。

在“坊厢制”下，坊内有居民互相来往的通道闾巷，便有了“八坊十三巷”。由大寺坊、祁寺坊、西寺坊、北寺坊、铁家寺坊、前河沿寺坊、老王寺坊、新王寺坊等八坊，大旮巷、小南巷、坝口巷、北巷、沙尕楞巷、专员巷、大南巷、仁义巷、细巷、拥政路、铁家寺巷、王寺街等十三巷组成。

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1928年7月13日），战乱中，河州八坊民房化为灰烬。到清朝以后，保甲制替代了坊厢制，虽然“坊”的行政区划和管理机构不存在了，但“八坊”的名称一直延续下来。

[①] 次，《左传·庄公三年》曰：“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以此推断，“次”为商人住宿之处，即旅社。

[②] 郭，外城，古代在城外加筑的一道城墙，即城外围着城的墙，叫城郭。

[③] 胡建刚：《宋代厢房制的城市治安功能》载《兰台世界》2009年第11期。

[④] 杨瑞军：《略论宋代厢房制度》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第33卷，第6期。

[⑤] 《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⑥] 吴祯著 马志勇校：《河州志校刊》，“地理志·里郭”，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4——15页。

[⑦] 王全臣主编：《河州志》。卷一，“城池·市里”，第37页。

[⑧] 黄陶庵著 马志勇校刊：《续修导河县志校刊》《建置门·市级》。第35页。

[⑨] 吴祯著 马志勇校：《河州志校刊》“城池寨堡”，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0——11页。

[⑩] 隆庆三年，为公元1569年。

[11] 吴祯著、马志勇校：《河州志校刊》“城池寨堡”，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