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7日，费孝通先生一行四人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考察，时任县长的笔者接待和陪同调查。27年后的今天，回忆费老对临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感触颇多。

访农户听汇报  深入调查

8月7日早晨，我们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家领导人到癿藏山梁去迎接。那时候，临大公路全部是沙土路，远远看见车队扬起一股沙尘而来，共7辆车。客人们下车后，州委书记单得真做见面介绍，然后乘车开往县城。10点20分车队到达县城，10点30分召开座谈会。费孝通先生是76岁的老人。但他耳不聋、眼不花，思路清晰，注意力集中，座谈会上提到的每个数据亲自作记录，看他的行走动作和头发与他年龄相符，但他的神色和敏捷的思维却像60岁以下的人，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当谈到全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95人时，费老问：“这个地方的人口为什么这样稠呢？”州委书记单得真书记回答说：“据考证，在明万历年间临夏地方有民8万户，现在有145万人。据州志记载，河州地方南涝北收，北旱南收。北有黄河为天堑，加之回族和少数民族以聚居为联防联动的观念，因此，人口从历史上就众多。”费老点头并作了记录，中午同县上领导县政协委员合影留念。

     当日下午，费孝通一行在州县领导的陪同下到保安族家庭考察，第一站到刘集乡的高赵家村，受到全村保安族群众的欢迎。他先走进艾苏·马尚礼和毛德家中，这两户都是保安腰刀工匠，费老进门时，他们正在制做刀具。费老详细询问保安腰刀的成本，出售价，利润，年收入等，并亲自记录。问毛德：“你这座瓦房是什么时候盖的？”毛德回答：“是1983年盖的。”费老说：“这个地方的群众休养生息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费老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时间算为休养生息的历史阶段，他不愧为人类学专家，对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很清楚。高赵家走访结束后，到四堡子乡撒拉族群众韩英贤家，了解积石山撒拉族人的来源，生活习惯，现在的生产生活情况。从那里出来走三庄公路到大墩山梁，下车走到高处，用望远镜观看了甘河滩、大墩、梅坡三个村的风光。8日上午，费孝通、朱宣仁等召集县政协部分委员进行座谈。

    费孝通是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取得公费留学。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对旧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结构作了深入调查，出版发行的书籍，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的必读资料。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职务。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关注西部乡镇企业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他曾12次来甘肃，5次到临夏，两次到青海开展社会调查，对临夏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调查论文收集在《行行重行行》著作中出版发行。

“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的由来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先生对少数民族地区和乡镇企业，进行实地社会调查，在20世纪80年代，曾多次到临夏、甘南、青海东部地区调查研究。当时温州个体经济十分活跃，前店后场、家庭式工厂遍地开花；改革开放激发了河州人善经商的积极性，单得真书记提出“东进西出，南来北往”的发展思路，成立了临夏州驻西藏、北京、南京、深圳等八个办事处，加快了全州改革开放的步伐。全州各族群众投身于“贩牛、贩羊、贩皮子；种草、种树、养牲畜”的热潮中。费孝通先生调查中看到，虽然温州人和河州人发展水平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人民群众的经商意识都很强，搞非公有制经济的热情和活跃程度旗鼓相当。因此，他提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的著名论点，河州人也为此自豪。

    1987年，笔者在温州考察学习中感觉到，河州与温州在观念和经营理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有20年的差距。但是，20年前，温州人从商贸流通及时调整转型到工业经济，但河州人仍然陶醉在“贩牛、贩羊、贩皮子”上；温州人从个体经营过渡到股分制抱团经营；河州人仍然停留在小农经济各自为阵的家族式经营；温州人投身于资本市场，用资本运作方式经营，不断培养出亿万富翁；河州人小型联合，小富即散；温州政府打假育品牌，培养地方产品走向世界；温州人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化经济浪潮中；河州人仍在青藏高原当“铁军”干苦力、“贩牛羊、挖虫草”上。如今的温州人和河州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又拉大了。26年后的今天，河州人“东进西出，南来北往”中，壮大了创业队伍，西藏约有8万河州人遍布在县以上城市，成为民间援藏队伍主力军，为开发西藏，巩固祖国边疆作出了贡献；以东乡手抓为特色的餐饮业，在兰州等城市独具一格，欣欣向荣，丰富了城市的餐饮文化；阿语、波斯语翻译人员活跃在广东、义乌等对外流通市场上，其中部分思路敏捷者，成立自己的外贸公司走向世界。

青海海东地区的循化、化隆人，在政府小额贷款和跟踪服务下，在东南沿海县级以上城市迅速发展拉面馆，形成“拉面经济”，是农民增加收入的支柱产业。河州人开拉面馆的时间早于海东人，但缺乏政府资金支持和服务，自行拼搏，缓慢地向全国各地逐步发展，在东部旅游区都能吃上家乡饭。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西北人民向东南沿海移民。

临夏—海东民族经济开发协作区  

“临夏—海东民族经济开发协作区”，调动了河湟地区人民的积极性。临夏位于黄河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古称河州，青海海东地区位于黄河支流湟水河、大同河流域，古代把这一大片地区称作“河湟地区”。这里生活着回族、撒拉族、藏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和汉族，各民族操各自不同的民族语言，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是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交汇的长廊。他们相互熟悉兄弟民族的习惯，通用汉语，方言相近，经济类型相似，经贸特色互补。费孝通先生认清了这些共同点后，在两省领导层倡议组建“临夏—海东民族经济开发协作区”，两省地州领导积极响应，时任临夏州委书记杨怀孝、州长喇敏智作为东道主，为协作区的成立作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1987年8月19日，在临夏召开了“临夏—海东民族经济开发协作区”第一次会议，甘、青两省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省直相关部门领导；两地州县党政领导参加了会议，笔者时任积石山县政府县长，亲身感受了会议和会后的效应。这次会议，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重新认识黄河上游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抓住国家改革开放的机遇，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建立海东、临夏经济开发大协作关系，加快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理清了思路。会议鼓舞了河湟地区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各族人民中掀起了一股各种形式搞开发的热潮。因为这两地都属于自然环境严酷，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协作十分活跃，官方协作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因此，“协作区”长期徘徊在老百姓的层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淡出了两省领导人的视线。但费孝通先生仍然长期关注临夏州的发展，他不仅与州上领导保持着联系，而且与各族群众很有感情，在他健在的岁月里，不时有临夏各界人士去他家拜访。在他95岁高龄的2000年，家里接待了临夏州志办主任马志勇先生，关心古河州民族历史文化，了解临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资源开发与百姓收入结合、各民族共同发展

在费老调研临夏时，州上领导提出黄河临夏段修建的“刘、盐、八”三座国营水电厂的售电收入中，列出一定比例的电费返还给当地财政，以补偿三座电站建设拆迁群众的损失。他赞同地方政府的意见，并说：我国资源开发中与当地百姓的利益脱节，搞资源开发的国营企业发展了，当地老百姓却没有收入，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在国际上有些国家立法保护资源地百姓的利益。哪个企业要开发，必须安排当地百姓就业，必须推动资源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他的这些亲民思想，逐步落实在我国资源开发的大项目中。笔者深深感觉到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少数民族的关心。但到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还没有解决好资源开发与当地民众收入同步发展的问题。如天然气输出地百姓用气迟于输入地，天然气输出地百姓的用气价格，比几千公里外输入地的售价贵等现象。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出现的新的不平等现象。东部与西部的差距，除了自然和区位差异外，文化教育落后，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拉大差距的根源之一。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国家指定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举措，促进受援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但是，由于人际关系，往往受援地区只得到硬件建设成果，而忽视了建设过程中培养当地人才，劳动就业方面的受益。中央提出让全国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在民族地区支持搞大项目，一定要注意培养当地各种实用人才。项目建成后，安排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就业，这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国家应在教育上制定特殊政策，着力培养各类少数民族人才，缩短东部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差距。

    时代迈入21世纪，党的十八大绘制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201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临夏最贫困的东乡县，视察工作，慰问百姓，反映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心。临夏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临夏各族人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建设幸福、美丽临夏。 （马世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