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记忆
马进祥
仿佛一夜之间，以共享方式出现了单车，也就是自行车，什么“ofo”、“摩拜”等不同品牌不同样式不同颜色不同LOGO的自行车，遍布于城市的角角落落。拿出手机扫一下上面的二维码，自动开锁，骑车走人；到了目的地，随手一放，上锁，便OK。不怕偷，不怕丢，不怕掉链子，也不怕坏。一个小时内收费一元，合作院校5角，比坐公交车还便宜，方便实用。这个门槛低得任何一个穷人都能用得起！
有人惊呼：马克思都想不到，他创始的共产主义以这种“共享”的方式出现了。
一
自行车的别名，除了单车，也称作脚踏车，有的地方还叫什么“铁驴子”。别看它现在如此普及，门槛如此之低，但在并不遥远的过去的日子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其身价之高，使你无法想象。
自行车，那曾是一代人追求的梦想！
记得我小时候全大队，也就是现在的全村只有一辆自行车。那自行车的主人叫马奴乎儿，当的是尕新庄生产队的队长。我们平常都很少见到自行车。偶然看见人骑着走，觉得很好奇新鲜：两个轮子一前一后，人骑在上面飞快地跑着，怎么就不倒呢？我想象着骑自行车时的感觉，觉得很奇妙。但有车骑的生活离我们太遥远，只能想象。
一天，我在家里的柴火堆里发现了一个酷似自行车把的树根儿，一尺左右的树根，两头往里弯曲，这使我如获至宝，赶紧在这个树根中间栓上一个直棍，两手抓住弯曲到怀里的树根头，让棍子吊在两腿中间，嘴里喊“叮铃铃——马奴乎儿的自行车来了！”然后疯跑……
我们庄子里挑水的那个地方叫泉湾儿，那儿有一泓泉水。人去挑水的时候蹲在泉边上，用铁罐子把水一罐罐舀到木制水桶里。那一泓泉水的附近也有许多看不见的细细的泉眼，形成一片湿地，沿着泉湾往下是很陡很宽的沟，沟里的湿地里长满了长长的水草，还有茂盛的柳树杨树。那一泓泉水一夜没人挑水去舀，渗出来的泉水便溢出来，通过一个木制的水槽流到下游一个更大的涝池里；当那个涝池里也盛满了的时候，再溢出来的水就顺沟流走了。活水流动了一个夜晚，早晨起来泉水池和涝池里是水都澄得清清的。这样，那泓泉水是我们全庄子去挑的饮用水，那个涝池便用于筛淘粮食，以及牛羊骡马和耕牛牲畜饮用。
母亲常常在那个涝池旁边的草地上铺一个粗麻单子，用于晾晒洗干净的粮食，然后蹲在泉边用筛子淘洗粮食。她把那些带土的不干净的麦子或是青稞的“土后根儿”放在筛子里，然后浸泡在水里，尘土和土渣便漂浮于水面，而干净的粮食就澄筛子底了。反复几次后，将洗干净的粮食平铺在麻单子上晾晒。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就随大人来到在泉边里玩。泉边里当然没啥好玩的，但那儿有一棵长得弯曲的柳树，我们称作“马奴乎儿的自行车”。因为刚好够一个小孩子能爬上去骑在上面，双手攥住树干，用脚上下蹬，酷似骑车的样子，特别有趣。
“叮铃铃——马奴乎儿的自行车来了！”我们几个小孩儿排着队，轮流爬到弯柳处，腿子跨过去，不停地上下蹬，嘴里念念有词。
这模拟的自行车如真的一样，那感觉很是奇妙。到了晚上睡在只有竹编席子的土炕上，满脑子想象着骑自行车的样子。当母亲下炕扫院子做饭去了以后，我偷偷地用两只脚在竹编席上一曲一直，体会脚蹬车时的感觉。那感觉同样也很奇妙了。有时候睡梦里也梦见骑车，双脚不停地弯曲又蹬直，蹬直又弯曲，踏醒了旁边的母亲。
大家围坐在炕上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母亲把这当笑话讲给家里人，脸上充满了既责怪而又心疼怜惜的表情，末了，总会念叨一句：“这个娃儿！”
我感觉特别不好意思，伸手从炕桌的盘子里拿过一个洋芋，小声地似解释似争辩地喃喃道：人家就是就喜欢么。
我哥说，你这么爱骑车，以后当个送信的邮递员吧，让你骑个够！
确实，我那时的理想就是长大了当一个邮递员，为的是整天能够骑上自行车。看着邮递员穿着那象征着和平、茂盛和繁荣的绿色职业制服，骑着同样绿色的自行车，捎货架上驮着装报纸邮件的绿色袋子，到了收件人门前，拐弯上一个弧度，神气地捏闸、倒链、停车，然后很优雅地用一只脚支住车子，而人还骑在车子上：叮铃铃——一按车铃，呼叫收信人。那是多么幸福的有温度有感觉的时刻！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女儿听，女儿和她妈经常拿这个所谓理想来取笑我，说我没有追求。
过去河州人有个说法：“广河的车子，康乐的表；东乡的石头镜满山耀，和政的醉汉满街道跑”。意思是东乡人好石头镜，康乐人好戴手表，广河人好自行车，和政人好喝酒。确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河人出行集市街头偷着做小买卖，运输工具靠的是自行车。加重的二八车子驮了两个剪短了四个木架角的背篼，里面装了要卖的果子丝线颜色等小商品。有些人甚至用自行车从山里驮运木材，他们骑车的技术高超得如同耍杂技：将几丈长的椽子竖绑于自行车后座的两边，然后骑行，老远你只看见高高的椽子在马路上走动，却看不见人和自行车。
老家里也有过许多骑车子的笑话。说乡里山大，沟深，路陡。有个人骑自行车下坡，半路上闸断了，车子停不下来，就一路高喊：姑舅，站不下了！抱住是10大，踏倒是5大。“姑舅”，原本是表兄弟，在这里是朋友的统称，“大”就是“元”，意思是：朋友啊，我已经刹不住车了，将飞快的自行车帮忙拦住、抱住，就给你十元钱；一脚踹倒给你五元！不然，下坡路自行车越跑越快，收不住，小命难保了！
二
小时候，我曾幸福地坐过别人的两次自行车，印象深刻。
一次是父亲带我去上街。庄子里有一个陈家大哥叫吾麦勒的，在街道里遇到了，就给我父亲说他把娃带回去吧。这使父亲觉得特有面子。吾麦勒大哥让我坐到前梁上，吩咐我坐好了，然后他双手抓把，左脚踩踏板上，身子前倾，右脚快划几步，然后右腿担悬，借着车子的滑行往后一伸，一个优雅的弧度便挎上了车。我家离县城三、四公里路，等坐到山下的路边，尽管屁股生疼，但因为第一次坐自行车，那感觉真好！相比以前骑树根爬柳树那些模拟的自行车，这毕竟是个真家伙，比后来第一次坐小车、乘飞机的感觉都好！
陈家吾麦勒大哥是我家一个远亲。陈家在我们庄子里算是第一个买了自行车的人家。其实，陈家当时家境并不富裕，据说他买车另有隐情：一次他好奇地去凑过去瞧邻村一个人的自行车，被车主说了一顿：“离远些！你看啥呢，又买不起！”这一下羞辱了陈家大哥，他下决心变卖家产，“拆锅卖灶”总算买了一辆。虽然那个车子是二手的，破旧得“除了铃铛，什么都响”的程度，但毕竟争了一口气，车也能骑，大家都很羡慕。
但是接着事情就来了：庄子里每次来返销粮或是救济粮，都没陈家的份。队长用略带嫉妒略带揶揄地的口吻说：陈家都有自行车呢，还要啥救济粮！气得陈家人当面不敢说，背后抱怨：自行车又不把粮食！家乡话“把”是屙的意思，可见他们很生气。其实，陈家人并不富裕，后来他们索性把这个车子卖掉了，不然，吃不到返销粮饿全家人肚子。
今年我回老家，在哥哥家给父母过周年请来了这位陈家大哥。当我说起当年他带骑车带我的往事时，他已经想不起来了，毕竟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觉得这份友情太珍贵，一起合影留念。还有一次是我坐自行车是父亲带我们到新营公社的我表哥家吃宴席。那会儿我大概也是五、六岁吧。只记得家里赶了个骡车，母亲给我做鞋，来不及纳厚厚的鞋底，就做了个薄底子，拿到鞋匠跟前，用废弃的自行车的外胎钉了个鞋掌。参加完宴席后，我堂哥麻乃用他借来的生产队会计张心智家的自行车，捎着我回家。几十里路，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沙石路又凹凸不平，颠得屁股生疼，但即使这样，坐自行车也是很幸福的事。回来后给小伙伴们有了炫耀的资本。
两次坐自行车的经历在整整半个世纪过去后，回想起来依然清晰，恍如昨天。
自行车，虽这么称呼，但它当然不会自己行走，都是要靠体力，用脚蹬着骑行几十里路，出一身身的汗！每次想起来，都对两位捎我坐车的哥哥充满感激。
三
到了我家有能力买自行车的时候，已经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了。
那时，因为我们庄子背后的那个叫宋家洞的山上发现了古脊椎动物化石，当地人叫“龙牙、龙骨”，当时县医药公司把这种化石当作中药材收购。于是，附近的乡亲们都利用农闲上山开挖。说是农闲，实际只是冬季里夜长而已。因为那时庄稼还没有收完公社就催着社员们去“治山治河”、修梯田造地，整个冬天没得闲。我们也只能利用夜晚去开洞挖龙牙。
收购龙牙龙骨的价格不菲，一斤是1.4～3元不等，这对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农民来说，哪怕再苦再累也是天赐良机。我们家用挖龙牙的钱除了给哥哥娶媳妇外，攒钱买了一辆加重28永久牌自行车。这是我们庄子里第一辆新车。这应该是比较早的，因为在县城那个最大的叫转角（读Ge）的百货商店里随便买的，没托任何关系就买到了。自行车缝纫机等的紧俏，那是后来的事。
买了自行车，哥哥们就把车子小心翼翼地推进了堂屋里。堂屋里除了装着没多少面的面柜，再没有值钱的家当。新自行车进了堂屋，辐条、弧圈、车把上发着亮晶晶的光，成为堂屋里最好看值钱的摆设，家里人没事的时候，就用抹布或是鸡毛掸子不停地擦拭掸灰尘，使自行车锃光发亮一尘不染。
那时，我一个哥哥新婚不久，他带嫂子上街，把自行车推到照相馆里。我哥推着自行车，嫂子站在旁边的合影，曾装在玻璃相框里，高悬于我家堂屋里好久。推着自行车到相馆里，还把帽子挂在前衩上，神气十足的照相，一时成了时髦，好比现在年轻人站在宝马奔驰前拍照晒汽车的一样。
为怕磨损了车上的油漆，还要买塑料带子缠绕，从三角大梁，到捎货支架，再到车把脚踏拐子，包了个严严实实，接头处用火柴烧糊黏贴。看着有些门路的人用废旧的电影胶片缠车子，甚是羡慕。
由于那时车闸的硬橡胶固定在前后轮车叉上，通过车把上的拉线收紧刹车橡胶后摩擦弧圈上产生制动。每当雨天路滑沙粒进到橡胶与弧圈的摩擦面上，一刹车，沙子就会在弧圈的镀光处跐出几道姜黄的印子。有些人爱惜新车，怕下坡里用手闸刹车把股圈上的镀光跐掉，一遇到下坡路就舍不得骑行，下车推上走，到了平路才骑行。也有的索性把前轮的挡泥瓦卸下来，遇到下坡需要刹车时，就把一只腿弯起来，用脚在前叉后跐着轮胎减速。
车子买来了，但接下来，家里谁都不会骑。白天在生产队里劳动没时间，只有晚上靠着月光练车啦。
有了新的自行车，全家人处于兴奋状态。还没等吃过晚饭，就有哥哥推车出门了。父亲借口年龄大了，不愿意学；其实，在当时和父亲同龄的人学骑车的多的是。只是，作为时尚，父亲更愿意看着儿子们骑车，觉得娃们高兴地骑着，比自己骑幸福。我和老五哥哥年龄小，还没资格学。只有二哥、三哥和四哥是理所当然的主人。
母亲早早就洗了锅碗填了炕，拿一块麻布单子，在大门台子上坐下看着——不，应该说是欣赏着儿子们在那个榆树底下光滑的打麦场里学骑车。皎洁的月光下，母亲脸上写满了幸福。
只见月光下的麦场里，我一个哥哥岔开生硬的腿子蹩脚地骑着，另一个哥哥在后面的捎货架上扶着，半骑行，半走路，亦趋亦步。从小干农活的庄稼人身子不灵便，学骑车，甚吃力，不时连车带人摔倒在场院里，样子滑稽而狼狈。每当被摔倒，就赶紧爬起来，顾不上身体，忙查看车子伤了没有？
第二天，等哥哥们下地干活去了，我一个人家里没事，就偷偷来到自行车的跟前，图新鲜，踅摸着摆弄一下。按铃，听那铃铛发出的清脆的声音；想旋转脚踏板，看看支起的自行车后轮在链条带动下，轱辘飞转的样子。但车子在上锁了以后，横穿于辐条的锁舌档着，使后轱辘没法动转。我只好拉链条倒转，听那个踏板大盘旋转，通过链条带动后轱辘轴上的齿轮时，发出的那嚓嚓作响的清脆的声音。
有一次，我照样去玩，结果因为不懂原理，手指头被夹在链条里。由于车是锁着的，轱辘不能转，链条只能倒转，链瓦挡住被夹的手指不能倒旋，如同手铐越动越紧，疼得我一动不敢动……直到大人干活回来开了锁，才取出了手指头，我既疼痛难忍又挨了一顿训斥。这是我在娃娃时代干的很愚蠢的一件事。
四
但凡世间事，可能因为太喜欢，所以不断地干出些愚蠢之来。前面说的因手闲，被自行车链条扣押半天的故事，还不算是我干的最愚蠢的事。
我一生干的最最愚蠢的一件事也是源于自行车。发现了哥哥们平时藏车钥匙的地方后，等大人们干活走了，我就偷偷地把车推出来学车。我因为个小，骑上车，脚够不着踏板，于是就把右脚从三角架伸过去，双脚踏着踏板，双手紧握车把，屁股后倾，整个身子吊着车子，半圈半圈地旋转齿轮驱动车行，有啥情况赶紧用脚支起车子。等大人们回来之前就把车放回原地，怕被发了现挨骂，赶紧拿扫帚把车印扫干净。
学会了骑不久，感觉在榆树下的那个打麦场场里骑车，已经很不过瘾了，但家里人不让上马路。于是，我整天踅摸着瞅机会能骑车上路。
那时，我已经上了三合学校的戴帽初中，每天步行将近10华里，天麻麻亮就往学校走，农村早起先干活，家里不可能专门为你一个人做早饭。每天早上我起来洗一把脸后书包里塞上一块杂面馍馍，空腹就往学校里赶。中午只能到学校附近一座小水电厂渠沿坡上的尕泉眼里掬水喝。放学步行回家的时候，肚空，路远。看着有些川里条件好的或干部家的同学骑着车来上学，很是羡慕。
有个城市户口的女同学，与我们同路，每天骑着时髦的全包链盒的轻便黑色的26飞鸽自行车，车架用农村放映队废弃的电影胶片缠绕包裹着，锃亮发光。比起农村人用的破旧而笨重的塑料缠绕车架的半链瓦28加重自行车，这种高级轻便的大包链瓦自行车，显然是城里人才能用得起的，显得很耀眼，散发着夺目的光彩。放学后，当我们山村来的穿着四季不分的青色棉袄、饿着肚子满脸菜色，三三两两地在马路边树荫小道上步行回家的时候，有骑自行车的同学从身边“嗖”一下超过去，然后回头倒个链，再像一股风，如鸟儿一般轻盈的飘向远方，那链条发出的声音如美妙的音符，在耳边由远而近，“嘎咂、嘎咂”清脆的响着，又由近而远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望着远去的自行车，那种高雅，那种因为自行车而高抬起来的贵族般的气质与神气，令人十分艳羡与神往。
家里虽然有了自行车，但那是家里的宝贝儿。只有哥哥才能享用。我因为年龄小，他们不放心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自行车是从龙牙龙骨洞里“挖”出来的，哥哥们是主要劳力。所以，我要骑这个宝贝，就得看哥哥们的脸色。
我四哥那时在马路边的大队服务部里工作。说是工作，其实不下地干农活了，和“社请”老师一样，其报酬合算劳动工分，年底参加生产队的粮食分配。那时的所谓“服务部”就是公社供销社的下属代销代购店，是官办的小卖部，也经手所有凭折子供应的碱面、食糖、茶叶等生活用品，同时还收购农民的鸡蛋和从山里挖来的中药材，再统一交到供销社，因此是属于热门的岗位。我每次上学回家经过哥哥的服务部就进去逗留一会儿，因为我们家在山上，路陡，上下都无法骑，自行车就放在山下马路边哥哥的服务部里。说心里话，我每次都是冲着那辆自行车去的，一来我为了看看一饱眼福，享受那种就近看着自行车时的感觉，二来我还梦想哥哥能使唤我去帮他办个啥事。比如到附近的公社送个材料呀，到蒿支沟供销社里取货进款之类。这样，我就可以有理由提出骑车去，可以名正言顺地骑车上路了。可惜，这样的机会一次都没发生。
但是有一次机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来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里。那天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父亲惦记着出门到八盘峡当民工的哥哥，让我给他写信。信写好了后，念给父亲听，等满意后就得发出去。但发信必须要到县城里去。我提出骑车去。因为第一次上路，父亲担心，但看着我写了信又自告奋勇渴望骑车的样子，最后还是答应了。于是，我拿上信，要上哥哥服务部的门钥匙飞了一般跑到山下。哥哥虽然不情愿，但父亲说了也不便违抗。
当推车出来的时候，我激动得手有些发抖。从尕新庄村顺兰郎公路往东，都是下坡。当骑车走到蒿支沟十字路口时，由于没经验有些紧张，加之路滑，拐弯处没把握住，忘了捏闸，眼睁睁地让车子滑到路边的小水渠里。我被绊倒在水渠的瞬间，我顾不上自己，赶忙把自行车扶起来，查看是否摔坏了？由于车速不太快，轻轻滑倒，自行车好好的，但车锁右边插着的钥匙把子被垫到渠沿上，钥匙把子的框型头给弄歪了，虽然丝毫不影响使用，但是也无法隐瞒了。
这可怎么办呢？到县城邮局里把信发走了以后，我这才清醒过来，想到了后果的严重性：第一次骑车出来，就闯祸了，以后怎么会再让我骑车呢？我感觉到好比当今被终身禁驾的那种绝望。我想，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掩饰，绝不能让他们知道！于是，我把自行车子擦干净，推到服务部里。详细地检查着自行车，觉得看不出有啥破绽。唯一能看出来的就是那把钥匙歪了。但要砸平，又担心把它弄折了。
看着烧得旺旺的煤火，我突发奇想：想把钥匙烧红，然后砸平展，这样就可以天衣无缝了。因为我多次和父亲上街看过铁匠打铁，烧红再用锤子敲打。金属被烧红了以后，便会柔软如纸。于是，我用火杵夹住钥匙，把它放进煤火炉子里。但过了一会儿去夹时，却找不到钥匙了……原来车锁的钥匙是铝材，熔点低，炭火旺，一放进去就被烧融化掉了！
——闯了天大的祸了！我拿火钳的手突然哆嗦起来。这可如何交代啊！在服务部里呆坐了半天，我都想不出如何回家交代。我甚至产生了极端的想法。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迷茫与冲动，准备回家如实交代。
细想，那时我也真傻。就是把钥匙砸端正，也掩盖不了事实。因为我浑身都是泥巴，一看就是摔倒过的。
到家后，当我小心翼翼地说出自行车事故后，我首先小声地解释说，自行车好着呢，钥匙架到火里找不到了。家里人听了我被摔倒，又把车钥匙烧掉的经过后，愣了半晌，接着批判会正式开始。
主发言是两个哥哥。一个骂完一个接着骂，有时还一起骂，多难听的话都骂了。我好比是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大气都不敢喘。这是我一生干的最最愚蠢的事，反正我错了，不敢犟嘴，咋骂咋惩罚我都认了。
大概骂了有一顿饭的时辰，父亲坐不住了。开始父亲和哥哥们一起骂我，说我不小心呀，我说顾不住你还要骑车呀等等。后来可能父亲觉得两个哥哥骂的太过了，就转过来开始骂他们了：“看你们这样子，是要把娃吃上呢！”、“再骂钥匙也好不了，家里还有钥匙，明天上街配一把就是了，过来过去滴有啥个说头儿”、“你们骑车也不是没出过事”！
父亲这一顿，戳到了他们的痛处，骂得他俩不再敢吭声了。确实，骂我的一个哥哥有一次，捎麻袋里装着挖下的龙牙，驮在自行车上去卖，推车刚到马路边就迫不及待地骑了上去，摇摇晃晃走不多远，大概刚走到尕新庄小学坡下的那段下坡路时，有卡车超车，他一紧张翻车了，差点钻到汽车底下，自行车的股圈扁了，大梁都碰歪了……哥哥来到我就读的小学叫我时。我发现他脸色蜡黄，惊魂未定。他让我请假去看护一下现场，他回家拉架子车。
五
高中的最后一年，三合学校的戴帽高中被撤销，我转到了县城的一中，离家十多里的路程，没法步行，而且我也长大了，自行车慢慢普及了，不那么稀罕了，哥哥们放松了对车子的管束，也为了支持我上学，在他们不用的时候，我就骑车上学。
车子放在学校教室的背面，我不放心，下课后就过去瞅瞅。结果有一次发现我的车铃盖子被人偷了。
那是一个偷自行车铃铛的年代。自行车铃子固定在车把上，倒扣碗状的盖子旋转固定在车把上的铃座上，要偷铃盖很简单，一旋就取下来了。当时贼娃子还没大胆到偷整车，却兴偷车铃，如同八十年代里兴偷军帽一样。想起因为在蒿支沟拐弯的水沟里摔倒回家挨骂的一幕，我很紧张，课也没心思上了。
如果家里人知道了，我骑车上学的事儿肯定泡汤了，再也不会让我骑车上学了。这可咋办呢？我思前想后，没了主张。
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了以后，我大胆没去上，溜到教室背后的存车处。除了远处教室里传来的同学们的读书声，还有老师的讲课声，校院里一片安静。我心跳得厉害，这可是第一次“偷”的行为啊！但我已经别无选择。得抓紧，等下课铃声响了再不能干了。我观察了好一阵后，从一辆车上卸下一个同样的车铃，旋装到自己的自行车上一试，刚好，然后闪身！
偷我车铃的人的车铃，也许被人偷了，那我偷的那个车主同学再去偷别人呗，击鼓传花而已。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偷”的行为，至今一想起来，这种“迁偷”行为一定造成了另外一个同学的伤害而使我不安。但在当时，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啊。现在如果能找到那位同学，我愿意百倍偿还。
从此以后，我到哪儿停车，首先把车铃卸了装在包里，骑上车时再旋转着按上。
那时穿的单，冬天风大，骑上车出奇地冷，首先两个耳朵冻得受不了。我又买不起护耳朵的棉帽子，我的两只耳朵经常被冻成疮疤，开春后结疮痂，一抠便出血。于是，趁着清早上学马路上人少，我大胆地双手撒开车把，两手捂住耳朵，脚蹬得飞快，用身子的斜度掌握平衡与方向。所幸那时车少，大清早马路上更是空无一人，再没失手过。
我们的庄子邓家山离兰郎公路有一公里多的山路。路虽不远但很陡峭，不好走。买了自行车后，只能推到公路后才能骑，上下山都要推上走，很吃力。有人戏称：平路上人骑车，山路上车骑人。骑车上县城办事逛街，三、四分之一的路是“车骑人”，很划不来。但刚学会骑车的人按当地话说是“烧的很”，大致就是爱不释手的意思，恨不得上茅坑都想骑，好比刚学会打“双扣”的人恨不得飞机起飞前也想来一把是一样的。走路想，睡觉想，吃饭也想，那种喜爱程度近乎疯狂。一次我和四哥去十几公里路远的姐姐家吃苞谷，自行车还没买到手，步行着感觉很遥远。每当看到眼前出现一条平路，我哥就想象着骑车的样子并不停地念叨：“这个路里骑上车子时，就直直地走了”——那种对自行车的渴望程度使你无法体会。
四哥为了骑自行车方便，利用在路边服务部里工作的机会，说通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并带上碱面红糖之类的礼品一户一户地上门，做那个庄子里社员的工作。开社员大会表决通过后，从山上的邓家山生产队搬迁入户到了尕新庄生产队住，如今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这是我记忆中我家的一次重要的“移民”。从山上的我们庄子邓家山到山下的兰郎公路边，虽不到一公里路，但山上和山下，山里和川里，如同乡里和城里差别很大。在户籍管理严格的年代里，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一下子改变了生活的轨迹，方便的不仅仅是骑自行车，整个生活都方便多了。父亲最后的几年里哪儿都不愿意去，就住在山下我四哥家里。
六
父亲所说的那次事故，整断了几根辐条，吓坏了哥哥，也因此闹出了几个哥哥之间的矛盾。父亲提出把几个哥哥共有的那辆自行车合个价，归给一个人，分开。要车的掏钱，不要车的再买一辆，永久地解决用车的矛盾。
因为这辆永久车出过事，所以谁都不想要，便以特别便宜的价格作价。
但世事难预料。与我同家的哥拿了分开住的二哥的钱，再好不容易凑够车钱，到县城商店里去买车时，自行车开始紧俏起来了。别说买“永久”、“飞鸽”这些名牌，任何杂牌自行车都买不到了。每次去商店里问营业员，回答一律都是没货。那时，商店的营业员都特牛，农民都叫他们“主任”。
还来哩不？啥时候来哩？当几声主任叫过后，得到的回答一律是一句冷冰冰的“不知道”！
等啊等，隔三差五上街买自行车，都没结果。后来有人说黑市上新永久加价50元，原价180元的卖到230元，这个价谁能承受得起！于是，哥哥们开始托人，找关系。
可是，一个大门没出过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哪里找关系去？
有一次，庄子里来了一位包队的脱产干部，据说是县商业局的。这就燃起了全家人的希望之火。借着家里轮着管饭的机会，父亲谨慎而婉转地向他提出了娃们想买辆自行车的要求。
这位被社员称之为“老李”的干部，说话总是慢腾腾的。据说他是从朝鲜战场幸存下来的一个老班长，坐在我家的大炕上吃过饭，喝过茶之后，他裹着被子，开始给我们讲炮火连天的朝鲜战争的故事，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子乱飞，听的人津津有味。末了，才用部队上变了言子的腔调回答父亲提出的要求：孩子们需要的话，可以搞一辆！于是，大家很高兴，心里充满了期待。
但是，等待的日子太漫长。过了冬天，便到了春天；过了春天又到了夏天，总是没消息，一问老李，他总是那句慢腾腾的话：孩子们需要的话，可以搞一辆！一直到了又一个冬天了，包队时间到了，干部不再来了。我哥实在着急地不行，就提了一桶胡麻油，打听老李的家在我们县上一个叫散谷的地方，打听着去找……最后当然是没结果。
现在想来，那时一个包队的干部怎么会为你一个农民搞到那么紧俏的商品呢？再说他的家也在本县农村，有多少亲戚求他？满口搪塞而已。
只是，我当农民的父亲当真了，同样当农民的我哥哥也当真了。
实在没辙了，父亲又试着写信，向庄子里一个招工到兰州水泵厂的何全义，小名叫五十六的汉族哥哥托买。这个何师傅哥哥倒没啥大话，说留心一下，有机会一定帮忙买。
结果没想到还真买上了！尽管不是什么名牌，记得是天津出的“红旗”牌，也是加重28车，比起名牌的飞鸽永久，要便宜20元，大概是160元一辆。他说，五一节时兰州放开卖了一批，城里人对加重车的需求不大，得到消息后他排队排了一晚上才买到的，然后回家时架到班车顶子的货架上捎带过来。
想想，那时的人真是实诚呐。排上一晚上队，推到汽车站，班车上架，捎带到站，再推着来……得费多大的劲呐！自行车从车站推到山上家里的时候一家人欢喜不已。以后每次那个何师傅哥哥回老家，我们都要请到家里宰尕鸡娃炸油香招待。
后来我也在兰州工作后，父亲来到我的单身宿舍小住了一段时间，他提出要去看这位小名叫做五十六的汉族侄儿，说人家帮过大忙呢，人要记情呢。一天我下班后，买了礼品，吃过晚饭后，在自行车上捎着父亲去看望了离我住处不远的那位何师傅哥哥。没过几天，他又带了一包茉莉花茶来看望父亲。我们回、汉两家情深义重哪。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也想买辆自行车，兰州还是紧张买不到。托了好多熟人关系，想买一辆飞鸽、永久或者凤凰牌自行车，以了却这一夙愿。但就是办不到。一位和我关系要好的大学同学的父亲当着县委书记，我求他买，也没办到。一次回和政老家，我哥说和政供销社里来了一种叫“金鸡”牌的自行车也不错，你也不一定买名牌啊！于是，我又从和政老家买了这款“金鸡”牌自行车，同样放在班车的货架上又带回到兰州，用了好几年，然后被人偷走了。
那时，贼娃子已经不屑于偷车铃了，开始偷整车，丢自行车丢的很厉害，好像每家都遭遇过丢自行车的事。兰州的曹家厅是有名的贼车集散地，我前后大概丢了五、六辆新车，抱着侥幸，到那儿去寻踪，当然未果；实在买不起新车，我就从曹家厅买了辆便宜的贼车。因为小偷盯的是新车，破旧车被偷的概率小。哪怕就算是我帮贼销赃吧，我也改变不了现实，我也一直不能替贼娃子买新车。
1985年底，我托青海省委机关工作的一位同学，买到了一辆飞鸽牌26女式自行车。这位同学在省委搞后勤工作，专门负责发放自行车电视机和缝纫机等紧俏商品的供应。他借着公差，把自行车塞到丰田巡洋舰的后备箱里给我送到了兰州。终于买到了一辆梦寐以求的飞鸽车子了，我舍不得骑，一直在工作的党校西四楼那间宿舍里存放着，准备留给未来的妻子。结果有位朋友急用张口，我不好意思拒绝，就让给了他。那时兴什么“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录音机），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家在农村帮不上，我转不动也响不起，为此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老婆。为弥补这个缺憾，后来我花一千多元给妻子买了辆钛金折叠的小轮自行车；再后来，我又给她买了台尕车车，虽然是二手的也是四个轮子的，这些，直到现在我没说缘由，但是内心深处是有一种补偿的心态。
七
改革开放不久，这些紧俏的物品大大丰富了，自行车的样式也多样化了。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占到了大中城市整体交通的68％，满大街都是骑车人，早上上班的时候，老远望去，骑车人如潮水般迎着朝霞涌过来，蔚为壮观。1992年兰洽会上我发现日思夜想的永久牌自行车敞开供用了，我就买了一辆。用这辆车我去买面、打油、在前梁上绑一个竹编支架带孩子上学，休息天的时候，我前后捎着娃娃和老婆去看电影；我还回老家，我哥给我做了一个S型铁钩，在车后架上驮吊着液化罐去换气，它既是“客车”又是“货车”。后来前叉折了，我拿到修理铺焊接上，又用了很多年。
一次我骑车去了十几公里外的职工医院，晚上回来时链子断了，雨天，路滑，夜深，无处修理。只好推着，往前看路还那么遥远，心里着急，试着往前跑几步再站在脚踏板上滑行，没几步就停了。走了一晚上的夜路，等回到邮电大楼的住处，已是凌晨。真正感觉什么是“掉链子”。
后来我有了汽车坐，这个自行车就不再用了，至今还躺在机关家属院的车棚里。一个时期里，街上看不到骑车人，马路上的自行车道也被汽车“借用”了。我就奇怪了：汽车借了自行车的道，那么，自行车又跟谁去借道呢？
全国首席心血管病专家、北大人民医院著名专家胡大一教授讲了这样一件事：30几年前，他接待了一个来访的美国医学代表团，住在当时非常高档的燕京饭店。代表团的一位负责人早上拉开窗帘，看到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流非常壮观，感慨地说：“中国人很健康！”30年后，还是这位负责人又一次来到北京，还是住在这个饭店里。他早上推开窗户，只见长安街上高楼林立，富丽堂皇，车流滚滚，但这个“车”已由自行车变成了小汽车，他长叹一声：“中国人得病了！”
在医学专家看来，满大街跑的自行车还是小汽车，是一个民族健康还是得病的标志。
但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自行车年产量约为8000万辆，约占全球的70%。而出口量在1980年代几乎为零，近年来增加至5000万辆以上。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还是很怀念那个全民骑自行车的年代。
单车、脚踏车——那个我曾经梦魂萦绕的自行车，在汽车几乎成为城市灾难，如蜗牛般爬行的时代里，她环保、快捷而又不怕塞车，又能锻炼身体。在她沉寂了多年后，又以“共享”方式一夜间出现，风靡、时髦起来了。交警部门也以现代化的“电子眼”监控汽车禁止占用自行车道，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全新的自行车服务，孕育了新的自行车文化。
自行车，是一代人追求的梦想，曾是更加现实的“中国梦”；关于自行车的记忆，是一代人艰辛生活的写照，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她是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的缩影。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发展汽车产业的政策导致城市交通顽症的时候，“共享单车”的出现是一种返璞归真，无疑是一个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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