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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洮河唐汪川渡口与新时代的“宏济桥”

2020-04-28 来源:民族日报•中国临夏网  记者:汪佐军  浏览量:1075

唐汪镇是东乡族自治县的三个川区乡镇之一,现辖12个行政村。处于洮河下游西南岸,西南面以唐家坡、牛形山、角斯干等山岭为界,与达板、大树、北岭、龙泉、董岭五乡镇相接,东北面以洮河为界,与临洮县红旗乡的红旗、何家湾、上堡子3个行政村隔河相望。 

    洮河这道天然屏障,长期阻隔着两岸的交通往来。据《临洮县志》记载,洮河年平均流量为146.4m/秒,年平均径流量为46.16m/秒,平水期水深2.5-3.1米,河宽60-70米,流速0.83-1.7米/秒,平时不借助舟、桥,人们无法通过。因此,在唐汪川这一带洮河上,古时曾有宏济桥和唐汪川渡口,这在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书中都有记载,但颇多谬错之处。笔者经查阅相关史料并实地踏勘走访,现将相关情况赘述如下。

    宏济桥及其建桥位置

    宏济桥,地方志及相关史料记载中也写作洪济桥或弘济桥。该名称一指行政地名,即现今的唐汪镇马巷村庙坪寺自然村对岸的临洮县红旗乡红旗行政村村所在地的红旗桥自然村。 

    《临洮县志·建制人口》记载:“红旗乡位于临洮县北部,地属刘家峡水库回流区……西濒洮河与东乡族自治县的达板、唐汪乡相望……据《狄道州志》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曾在当地洮河上建过浮桥,名为‘宏济桥’。后因同音异字演变而称‘红旗’。解放前属洮沙县中铺区所辖,1950年洮沙县合并临洮后,为红旗乡……现辖:红咀、红旗、何家湾、上堡子、扎马圈、石家窑、漫坪、出不拉、富业寺、牟家、阳洼后庄11个行政村……红旗行政村:辖红旗桥、白坡根、柳沟、沟门村、白土、杨家咀6个自然村。” 

    由此可见,临洮县的红旗乡、红旗行政村、红旗桥自然村这三处地名,皆与明朝万历年间在此处洮河上建造过的“宏济桥”相关联,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以地名冠桥名,以谐音变现名。 

    其二指桥梁名称,即明朝时期在唐汪镇与红旗乡之间洮河上曾建造过的以船为梁的浮桥。 

    《古洮阳狄道州志·津梁》记载:“宏济桥在州(注:指狄道,今临洮县)西北百三十里洞子沟洮河上,为兰、河二州通道。万历中用船十二为梁,冬撤春建,后废。康熙时知州王全臣设舟以渡”。 

    《临洮县志·交通运输》记载:“唐汪川渡口,系元代‘兰州官路’南路干线伸向临夏、夏河的一条分支线上的重要渡口。明万历年间,在红旗乡红旗村的洞子口,建成木船12艘、维缆40丈的‘宏济浮桥’。清光绪年间,浮桥废,移渡口于附近的白崖头,现今由洮河两岸回、汉人民联管。”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交通志》记载:“宏济桥,明万历年间建于东乡唐汪川马巷洮河上……” 

    查阅相关史料并通过实地踏勘,可以断定的是,宏济桥的最早建桥时间按《狄道州志》记载为“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是以船为梁,上铺木板串联而成的浮桥;最初的建桥地点应该就在现在的庙坪寺与红旗桥自然村之间的河面上,所以按所处位置命名为“宏济桥”。每年11月下旬至次年3月中旬的冰凌期,洮河河面结冰形成厚度达1.5-2.1米的“冰桥”,浮桥必须在入冬前撤除,来年开春“冰桥”消融后重新建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宏济桥”就很快被移建到了原址下游西南岸的“洞子沟口”

    洮河上的“官渡”——唐汪川渡口的变迁  

    与东北岸的“白崖头”之间的唐汪川渡口上。因为这样一来,把河州到兰州驿路的东大路线路,由唐汪川沙沟经舀水、张家、庙坪寺,过“宏济桥”,从白坡根到白崖(注:“崖”当地人读nai。白崖自然村属红旗乡何家湾行政村管辖)的绕行弯路改成了直线,缩短了6公里左右的路程,节省了时间。实际上,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建造到“明末船废”,“宏济桥”前后存续的时间不超过七十年。于是,在明朝的《狄道州志》《河州志》等地方志中,都将“宏济桥”作为州界标志,其位置为洮河西南岸的唐汪川“洞子沟口”。

    从河州到兰州驿路的东、南、北三条线路中,东大路线路最短。民国《续修导河县志》记载:“东路自河(州)赴省(即省会兰州),东行至折桥,过漓水(今大夏河),东北登大坡(今东大坡),循山东行,至大湾头,东下牛心(形)山,抵唐汪川,东渡洮水,入洮河白崖界,东达于省,计程二百里。”而作为这条“官道”上的唐汪川渡口与以桥为渡的“宏济桥”,是以“官渡”的形式记载于地方志书的。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吴祯编修《河州志·地理志·桥梁》记载:“洮河渡口,在梨子山下,通兰州路。嘉靖壬午,御史刘浺设船一只,水夫四名,属州。嘉靖癸未,御史卢问之设立公馆一所,迎送称便。”其《地理志·山川》记载:“囤子沟,州东百二十里。其沟甚隘,深数十丈,长二十里。兰州路经此。” 

    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王全臣撰《河州志·桥梁渡口》记载:“宏济桥,在囤子沟口,下通兰州路,桥废。明嘉靖癸未御史卢问之设立公馆一所,迎送称便。自明末船废,设木筏以济。康熙四十三年监督同知郭朝佐、知州王全臣各捐资设船一只。”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记载:“唐汪渡,是洮河渡口,在今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为宏济桥旧址,是河州通兰州大路……” 

    《临夏回族自治州公路交通史》按官渡性质对唐汪川渡口作了如下记载:“唐汪渡口位于临夏州东约70公里的唐汪川白崖根(注:应为洮河南岸洞子沟口,白崖根在洮河北岸),是临夏通兰州东大路的必经渡口,也是洮河上的主要渡口。”“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国民党西北军在白崖修过以舟为梁的一座浮桥,但不久为河水冲没。” 

    从上述地方志书的记载中可以明确的是,在“宏济桥”以桥为渡之前,洮河上就有唐汪川渡口,其地点位于梨子山(注:明吴祯编修《河州志》载:“梨子里在州东六十里”,即现今的北岭乡政府所在地。梨子山即现在的牛形山)下,洞子沟口(注:囤子沟,也称洞子沟。明《河州志》记载:“囤子沟,州东百二十里。其沟甚隘,深数十丈,长二十里。兰州路经此。”)的洮河上。 

    作为河州通往兰州东大路的交通要津,唐汪川渡口至少在明朝以前就已经存在。明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御史刘浺设置渡船雇佣四名船夫进行摆渡;明嘉靖癸未(公元1523年),为了方便迎来送往,御史卢问之在渡口附近设立了公馆;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官府用十二艘船为梁架设浮桥,才有了“宏济桥”;明朝末年(公元1644年)前后由于年久失修船只报废,以船为梁的“宏济桥”已不复存在,而此时的洮河渡口开始用木筏摆渡;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河州知州王全臣、监督同知郭朝佐又捐资重造渡船进行摆渡;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三月,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起义军“由间道径抵兰州”经过唐家川、洪济桥时,当地回族、东乡族群众砍树木撤房梁“扎筏济渡”。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国民党西北军在唐汪川渡口修过浮桥,但不久被河水冲没。 

    在近代到民国时期的旅行日记、游记中,对唐汪川渡口也有翔实准确的记述: 

    曾纂修《清史稿》的陶保廉在1891年的考察游记《辛卯侍行记》中写道:“省城赴河州有三道……一由省西南行,二十里冈家营,二十里箭山,四十里漫坪(东南距沙泥八十里),二十里白崖,渡洮水即唐汪川(多回民,有牛心山)……” 

    沙俄上校曼纳海姆在旅行日记中这样写道:“1908年3月18日,唐汪川村……在道路延伸到洮河河谷的地方,我们经过了一个村子,叫王家村(注:即现今红旗乡何家湾村下王家社),有5栋房屋。我们骑马在河岸上逆流而行,走了2-3英里路后,来到高山脚下的一个渡口(注:白崖,即唐汪川对岸)。骑马走向渡口的下坡路很陡。渡船籍着扯定在两岸的一根绳索横越200-250英寻(注:英美制计量水深单位,一英寻等于六英尺,合1.828米。)宽的洮河。河对岸地势平坦,耕作得很好的农田和树林带宽达1-3英里。一条林荫路引导我们走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名叫唐汪川的村子。” 

    英国外交官台克满一行1915年8月中旬经河州返回兰州府,途经唐汪川洮河渡口,他在旅行日记中写到:“洮河在这一带宽约80码(英美制长度单位,一码等于0.9144米),河水很深,水流湍急,我们乘渡船过河。道路继续向东北方穿越满目荒凉的沙质山丘前往墁坪村。” 

    美国传教士毕敬士于1933年7月中旬从河州前往兰州途中,在《旅行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甘肃唐汪川。7月15日……然后我们继续行进到了唐汪川,大概100里路,是晚上6点到的……虽然摆渡洮河的缆船已被大水冲走,但省长的一位代表在这里等我们,并派人到河的上游调遣另一艘船……7月16日……我们发觉,昨晚缆船被损坏了。从上游调派来的船已于早晨8点到达……最后我们到达了渡船,却发觉它很小,要分几批过河……每次摆渡要耗费1小时,虽然河面不到100英尺宽,但河水湍急。这意味着我们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对岸。” 

    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李孤帆1934年在其游记《西行杂记》中写道:“(5月)十四日六时起身,七时十分上路,八时入小沙沟,这沟长三里,规模远不如大沙沟甚远,九时渡洮河……洮河渡船颇大,可容架窝及牲口连骡夫随行诸人过河……过了河就入临夏县境……该处有唐汪川……” 

    著名边疆学者马鹤天1936年5月18日从兰州赶赴拉卜楞,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早六时半,第一批先出发。因行二十里,即抵洮河岸,仅一渡船,余等一行百数十骑,非半日不能全渡,故分批就道……余等第二批八时许行……继续前进抵洮河岸,余与专使先渡。河流甚急,宽约七八丈,上架铁索一条,系一滑车于舟之尾端,人在舟中拽之而过。” 

    明清时期到民国年间,奔走于这条东大路的脚户哥中间流传的东乡花儿里唱道:“唐汪川有一个扯船哩,牛形山有一个洞哩;东乡里有我的扯心哩,兰州城有我的啥哩。”就是对唐汪川渡口的最好诠释。 

    甘肃省作协会员、唐汪镇照壁山人唐捷在其纪实性短篇小说《赶考》中,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自己在大哥的陪同下前往兰州报考西北中学的真实故事,其中就记写了从照壁山村赶往洮河白崖渡口以及月夜坐渡船过洮河的情形。 

    笔者曾讨教过本地十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大家对唐汪川渡口的历史记忆都终止于1958年8月。因当年东乡及邻近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洮河东北岸的群众害怕殃及遭受祸乱,故将该渡口的缆绳砍断,扯船撤除。自此,洮河上作为“官渡”的唐汪川渡口,在经历了从明嘉靖以前的渡船摆渡——明万历年间以桥为渡的浮桥“宏济桥”——明朝末年的木筏摆渡——清康熙年间的渡船摆渡——清乾隆年间的扎筏济渡——清朝后期的扯船摆渡——民国1928年的浮桥——民国1929年之后的扯船摆渡——到1958年秋戛然停渡的反反复复之后,湮灭在奔腾不息的浪花中,留存在洮河两岸各族群众的记忆里。

    唐汪川河段上的民间渡口

    在唐汪川10多公里长的洮河上,除了作为“官渡”的唐汪川渡口外,自上而下还有马巷、白坡根、塔石沟三处民间渡口。 

    马巷渡口在民国20年(1931年)黄陶庵总纂的《续修导河县志》卷二《关梁》中就有记载。其位置在现今马巷自然村东侧、红旗水文站观测点上游150米处的河面上。河东岸的沟门村地势平坦,河西岸的马巷村地势较高,有一条缓坡小路通向渡口,仅能容架子车通行。如今渡口旧址仍在,固定钢缆用的钢丝绳头残留在白土中依稀可见,但曾经摆渡用的扯船已了无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8月达板洮河大桥建成前,此渡口每天要摆渡一两百行人,以及骡马和架子车等;唐汪镇群众出行兰州,大都要从此过渡,到红旗乡政府所在地的红咀村乘坐班车前往,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达板大桥建成通车后方才结束。2010年后,由于洮河两岸人员交流的频繁及往来车辆的逐年增多,将渡口移建在原址上游约一公里处的后滩地段,仍以扯船的方式过渡行人及车辆。 

    白坡根渡口 在庙坪寺自然村的最北端,河对岸为红旗村白坡根自然村所在地。该渡口存续的时间较长,由于渡口两岸地势较平坦,主要摆渡中小型车辆及物资为主,直至2018年初才停摆。现今渡口上固定钢缆用的水泥石墩仍在,钢缆已剪除,船只已移走。 

    塔石沟渡口唐汪川三合村一带的洮河上,早先就有羊皮筏子摆渡的历史。1958年位于洞子沟口下侧的唐汪川渡口停摆后,在靠近白咀地段的河面上建立了渡口。因该地段处于刘家峡水库蓄水淹没区,后又迁建在了塔石沟地段,起先过渡用的是小木船,后改为铁船摆渡至今。何家湾洮河大桥建成通车后,该渡口将自行废止。

    新时代的“宏济桥”——何家湾洮河大桥

    历史上的宏济桥,虽然冬撤春建,存续不到百年,但的确为洮河两岸的交流交往做出了应有贡献,载入了地方史册。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岸群众更是期盼着修建一座永久性的“宏济桥”,实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梦想。流传在唐汪一带的东乡族民间神话故事《葡萄山与高龄峙》,讲述了两岸群众因洮河阻隔无法相互往来,河西的老底嘎(东乡语,老人)与河东的孤老汉隔河商量建造桥梁,但终因“伊比力厮”(即魔鬼)干扰,桥梁终究未能建成的故事。这虽是个民间故事,但却反映出洮河两岸回、汉、东乡族群众长期以来期盼建桥互通的强烈夙愿。 

    为了彻底打通洮河两岸融合发展的交通瓶颈,全面促进唐汪、红旗两乡镇的经济文化交流,2018年以来,临夏州和东乡县与定西市和临洮县的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积极顺应两岸群众意愿,不断对接谋划,启动实施了洮河大桥建设项目。2019年9月17日,在塔石沟渡口上游300米处的洮河北岸,隆重举行了何家湾洮河大桥建设工程项目开工仪式。据悉,该项目总投资3100多万元,起点与实施改造的巴红公路(巴下至红旗乡上堡子村)K15+248.1相接,终点与即将建设的S230线达板至唐汪二级公路K17+850.9相接,桥梁引道长度689.723米,其中桥梁全长244.85米。 

    何家湾洮河大桥工程项目的建设将直接连通洮河两岸的红旗乡与唐汪镇,使临洮县红旗乡与东乡县唐汪镇、达板镇形成环线交通路网,彻底结束唐汪镇与红旗乡两乡镇干部群众因洮河阻隔经济文化交流不畅的历史,必将开启两岸各族人民交流发展的新纪元,促进民情相同、资源互通、商贸流通,对开发洮河风情旅游线、打造沿洮河经济带、加速地方脱贫致富、保持地方繁荣稳定、巩固民族安定团结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资料: 

    1、临洮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洮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2、[清]呼延华国纂修,《古洮阳狄道州志》,清宣统元年(已酉1909年)刻本(复印本),出版社不详。 

    3、《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4、黄陶庵总纂,马志勇校刊:《续修导河县志校刊》,临夏中学印刷厂,2011年印。 

    5、吴祯(明)著,马志勇校:《河州志校刊》,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 

    6、马志勇点校:《河州志》点校本([清]康熙四十六年版),甘肃民族出版社,2017年出版。 

    7、《临夏回族自治州公路交通

    史》编写委员会编:《临夏回族自治州公路交通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 

    8、[清]陶保廉著,刘满点校正:《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9、马廉朴主编:《古韵悠悠忆河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出版。 

    10、[英]台克满著,史红帅译:《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出版。 

    11、王建平编著:《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世纪39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12、[民国]李孤帆著:《西行杂记》,引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卷19,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出版。 

    13、[民国]马鹤天著:《甘青藏边

    区考察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出版。 

    14、唐捷著:《水库电波》,敦煌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 

    15、东乡族自治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东乡族自治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出版。 

    16、郝苏民、马自祥编:《东乡族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

    图片来源: 

    ①:[美]卡特·德布特·霍顿摄,王建平、金有录、周义明编著:《临夏老照片·1923-1943年河州历史文化写真》,敦煌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111页。 

    ②:1933年美国传教士途经唐汪时拍下的珍贵照片,刊登于唐汪公众号2016-03-02。


编辑: 责任编辑: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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