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历史上的三次繁荣（三）

明代“繁华称首”——河州历史上的第三次辉煌

元末时，由于改朝换代的战乱，河州地区人口大量流亡，社会经济衰竭。明太祖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明军大将邓愈攻克河州，明廷遂派韦正任镇守官。韦正初入河州，看到的是“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将士见之，咸欲弃之”的局面（《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当时，元代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和吐蕃头人何锁南拥兵犹众。蒙藏上层及大批故员在剿、抚并用下降服，韦正迅速安定了河州局势，对开拓开发这一地区提供了先决条件。

河州卫建立后，韦正被任命为指挥使，即着手整顿社会治安，招抚流亡，恢复社会生产。韦正上书朝廷：“常言民间转输甚劳，而茶布可以易粟，以茶布给军士，令自相贸易，庶省军民之劳。”诏从之。于是韦正及后来的指挥使，开屯田，兴水利，建番厂，通驿站，修城池，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正日夜抚循军民，河州遂为乐土”（《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说明河州地区的经济已达到新的繁荣。正如明朝嘉靖年间修的《河州志》记载：河州具有“秦陇以西，繁华称首”的美誉（明嘉靖本《河州志》卷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屯田 明代河州地区的屯田有军屯、民屯两种。明初，由于战乱，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经济凋敝贫困。韦正立即着手建卫所，开屯田。河州的屯田组织是卫所、屯寨，卫下设所，所下设寨，共有７个所（包括贵德的中左所）。韦正让驻军自己耕种土地，收获粮食，解决军需。在和平时期，军队垦屯，就地筹食，从而减轻了百姓负担。朱元璋诏令：“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以省转运”（《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河州守军９８８８名，依以上守屯比例，屯田军士当在７０００人左右，屯种的土地３４５２７３亩，人均５０亩。嘉靖时，河州居民９０８４５人，耕种的土地３５５８８４亩，人均近４亩。军、民耕地总亩数相近，而军与民人均耕地亩数相差悬殊，表明河州卫军屯在河州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军屯不仅“纾民力，足兵食”，而且“兵农兼务，国用以舒”。同时，开垦荒闲地，开发河州经济，维持了社会治安，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互相贸易，互通有无，整体上促进了河州的繁荣。《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四记载：庄浪、河州、洮州、凉州、临洮等卫，原为荒凉贫瘠的边地，在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８９年）时都变成了米多价贱的富裕地区了。

贸易 河州地区的贸易，除军民直接贸易外，还通过集市进行贸易。据明嘉靖本《河州志》记载：河州设有大市、中市，交易粮食、牲畜、山货等，三日一集。设立商人居住的“客店一十八座，四方商贾居焉”。还设立有专供少数民族贸易所建的“番厂”。河州是地处中原与藏区贸易的枢纽之区，茶马贸易上规模、上档次，制度化、系列化，设有专理茶马贸易的茶马司，每年少者几千匹，多者上万匹，以茶换马。《河州志》记载：“万马腾骧，殆成云锦”，“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明经世文编》卷十一）。“番人嗜乳酪，不得则困以病”。明朝用茶易马，既可“固番人心”，又可“强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好处。

水利 据史书记载，明时河州地区灾害有洪、雹、震、旱等，其中严重的旱灾有５次，“人相食”现象发生３次。如明神宗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三月，黄河水竭，自贵德至河州莲花寨，凡２７日。大夏河水浑黑，至四月二十四日（清康熙《河州志》）。显然，干旱是制约河州农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为了解决干旱问题，明王朝河州官员将兴修水利当成一件急切的大事来抓。河州地区有黄、湟、洮、大夏、广通等３０条河流，沿河地区都引水灌地。较大的水利工程是从老鸦山口至九眼泉的渠道，长１５０里，守备都指挥康永设坝，组织修凿疏通。“田间水道，周流不息”，百姓“轮流浇灌”，“民咸利焉”。以后，年久失修，渠道不畅。明穆宗隆庆四年（１５７０年），参将张翼同知州聂守中再次维修，“开渠疏通，上下百十里，人民遇旱浇灌，甚有济焉”（明嘉靖《河州志》卷一），两岸共植树２０００株。

众多的河流提供了丰富的水力资源。明代利用河州水力资源修水磨，“州卫共一千八百有奇”（明嘉靖《河州志》卷一）。明代河州举人王经专门写赋盛赞水磨说：“予宦迹经由之地，北临隆庆，东历漳水，渭源东畔，泾水上游，俱有水磨运于中流，予验其气数之盛，制作之优，未有过河州也。”明兵部尚书王竑赋诗曰：“磨枕西溪巧制裁，两围巨石自移推。半由曲艺机关转，多是长河水力催。渠底时时旋地轴，些小规模似相才。”（清康熙本《河州志》）明代都御史杨一清也有“磨引溪流水自推”的诗句。水磨不仅便利了人民生活，也成为当时政府的一项稳定收入，同时带动了城乡手工业的发展，是河州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河州的手工业在河州杂造局中可见一斑，每年可制甲２６０副，弓弦３００条，弓２００张，撒袋２００副，刀３００把，斩马刀４０把，长牌４０面，涌珠炮５０门，快枪３５９杆。为驻军生产军械，规模可观。

交通 河州是汉藏交通的要冲，又是西北边防的重镇。明朝政府非常重视西北交通建设，设驿站，建烽墩，架桥梁，置船渡。元代河州境内就有三岔、讨来、边多、保安、清水、长宁、银川７驿，明朝继续使用和加强建设，每站配置马８匹，军５名（明嘉靖本《河州志》卷一）。此外，还添置凤林驿、和政驿、定羌驿，凤林递运所、和政递运所、定羌递运所。在以河州为中心的各条大道上，商旅塞途，贡使不断。为了保证交通的畅达，明英宗天顺二年（１４５８年），河州设有崔家塬、乾沟岩、小黑水山、张家寨等２１个烽墩。在有河的地方立桥设船，明代有大夏桥、右丞桥、折桥、泄湖桥、永济桥、南门桥、宁河桥、银川桥。还有几处重要渡口设有官船，水夫、官兵管理。这一系列的交通设施，促使交通繁荣，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

城市建设 明代对河州城市建设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元代，河州城紧靠北塬。明太祖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指挥使徐景截元城之半，向南拓展一里，城池扩大一倍多。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将破旧城楼重新维修，重点维修了南门城楼，“檐阁恽飞，栋宇云集”。明英宗正统十年（１４４５年），修了河州卫儒学。明宪宗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知州周宇修了州治。明孝宗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年），守备蒋昂重修城楼，“高其雉堞，深其湟池”。同年，州判孟勋重修了河州仓廒。明武宗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重修了河州茶马司。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重修了河州鼓楼。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年），修建了河州名胜枹罕园。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取正州前街道，迁移局厂、居民，偏则正之，歪则直之，塞则通之，“巷道洞开，体面轩豁，昔日之侧陋，一旦厘正矣”，街道东西头建坊两座，添设了许多城市建筑物。嘉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年），重修了庙学。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年），重修了河州治所，还修了公宇、监狱、仓库、阴阳医学、马厂、榜房、公署、公厕、亭堂等。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增修河州仓、大夏河堤。此外，还修了不少佛寺道观，如通明阁、城隍庙、圆觉洞、救度洞、栖真洞等。明代城市改造达到空前程度，政治稳定，人民安居，经济发展。经过两个世纪的改造，河州城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当时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河州辉煌的标志，表明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