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民族地区的传播

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经过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包括原西康省）、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地。其中，四川多为民族地区，是长征中一段极其重要的行程。红军尚未进入四川民族地区之前，当地各种反动势力曾制造谣言攻击共产党，导致不少群众因为害怕而离家上山躲藏，有的还被胁迫参加反动武装，阻击红军。因此，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和红军的各项方针政策与主张，既是我党一贯重视理论宣传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红军粉碎污蔑诽谤、赢得各族群众的支持，并最终走出四川民族地区，胜利抵达陕北的重要保证。

　　一、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

　　四川民族地区消息闭塞、经济文化落后、民族隔阂严重，直接宣讲深奥、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很难被各族群众理解与接受。因此，为将马克思主义尽量通俗化、生活化与具体化，红军利用一切机会，在不同场合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逐渐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第一，口头宣传。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在会理县通安四方街、西昌市裕隆清真寺等多地都曾召开过群众大会，发表北上抗日、除暴安良、打富济贫等内容的演讲，讲解共产党的宗旨与红军纪律，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号召各族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压迫。红四方面军还多次在道孚县惠远寺召开群众诉苦大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穷人要组织起来闹革命等道理。

　　同时，红军还组成工作小组走村串户、挨家喊话，宣传红军“一打洋人、二打贪官污吏、三打百行厘金、四打土豪分田地、五打富济贫”等主张。在普格县宾家营盘驻扎时，红军主动找彝族青年谈心，向他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与主张。据长房村村民黄全仁回忆，红军还送给他一本名叫《苏维埃》的书。

　　此外，鉴于红军在四川民族地区语言文字不通，为有效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红军还十分重视寻找“通司”。通司既懂汉语，又懂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既熟悉当地人文、地理等情况，又与当地群众交往密切，因此，发动通司加入宣传队伍，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巴塘，贺龙在繁忙的军务中专门抽出时间会见藏族群众。在他的亲自宣传下，中咱村的贫苦僧人拉波很受感动，成为红二军团的通司，他不仅说服山上群众返回村寨支援红军，还积极为红军当向导、筹集粮草、书写藏文信件和宣传标语等。

　　第二，标语宣传。标语是红军宣传马克思主义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四川民族地区，红军留下的标语随处可见：有錾刻在石头上的，有书写在墙壁、木板、石板或树干上的；有汉文的，也有藏汉合书、彝汉合书的。这些标语不仅直接体现了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更扩大了宣传面，拉近了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这些标语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宣传共产党与红军的宗旨及主张的，宣传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宣传扩充红军兵源的。

　　第三，文艺宣传。在当时，一般劳苦大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少数民族又能歌善舞，因此，通过教唱革命歌谣，演出歌舞、戏剧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既有利于弥补语言的鸿沟，也更容易引起各族群众的共鸣，增强宣传效果。如在理县，红军留下了几十首歌谣；在丹巴，流传着“打土豪，大家要齐心，工农兵呀工农兵，快快来革命！”等歌谣；过雪山草地时，红军还创作了《格勒得沙革命军练兵歌》《格勒门》《红军南下行》《青稞酒》《雪山草地行军歌》等革命歌曲。这些歌曲歌词通俗、旋律激昂、易于上口，至今仍在当地流传。在汶川县威州镇，红军经常联合文艺宣传队与当地文艺爱好者共同演出《樊梨花》《干妈别问》《八阵图》等川剧或话剧，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观看。在北川，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表演了活报剧《活捉邓猴子》、演唱了《创立十二功》等。 红军还经常与当地群众举行联欢会，红军表演舞蹈、戏曲、快板、评书等节目，当地群众则讲述本民族的历史传说故事，红军与藏羌群众一起围着篝火跳起锅庄，既增进了感情，密切了军民关系，又将宣传内容巧妙地融合进去，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二、结合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要赢得人心，就必须能解决现实问题，带来实际好处。因此，长征期间，红军除了通过各种宣传活动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外，更以实际行动诠释马克思主义，让四川民族地区各族民众真正体会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为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生动注解。

　　第一，红军爱护老百姓，军纪严明，特别是认真执行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自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释放被关押的少数民族头人等，减轻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民族地区传播的民族隔阂。在彝族聚居区，彝族群众对红军最赞不绝口的就是废除了他们深恶痛绝的“换班坐质”制度。在冕宁，红军救出换班坐质的头人22位，烧毁了彝族各支换班坐质的全部档案与官司田地粮册。在越西，红军释放了被关押的彝汉群众500余人，其中多数是彝族各支换班坐质的头人。

　　在藏族聚居区，红军尤其注重保护寺庙，尊重藏族群众的信教自由。如红军进驻道孚县灵雀寺后，张贴了保护寺庙佛像、经书、佛殿、佛器及其财产的布告。逃跑的两三百名僧人陆续回寺后，无论是他们在庙内念经，还是群众请他们外出念经都不受束缚。为解决部队的筹粮问题，同时又不影响红军和群众的关系，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7月18日向各部队发出了《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明确规定：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收割普通藏胞的麦子；收割普通藏胞的麦子时，必须将收割麦子的数量、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胞回来可拿这些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粮钱。为了与藏族群众融洽相处，红四方面军还专门开展教育运动，训练战士们学习用手吃糌粑。

　　第二，红军惩恶扬善、打富济贫、废除苛捐杂税，维护了各族劳苦群众的切身利益，使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变成了物质的力量，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与说服力。如在丹巴县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旄牛村的穷苦群众把村里有钱人抓来游斗，向他们罚粮罚款；绒坝沟的游击队到山上搜查有钱人埋藏的粮食和物资，一部分上交红军，一部分用于救济群众；在越西县，彝汉群众在红军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斗恶霸运动，大批地主的粮食、白糖、杂货、布匹、银钱等财物被没收分给彝汉贫困民众，民众奔走相告，甚至在偏远山村，彝汉群众也闻风而至。

　　第三，实践出真知，红军在四川民族地区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地方武装及群众组织的过程中，各族群众包括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被发动起来参与其中，人们不仅真正体会到当家做主的感觉，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锻炼。如红一方面军过凉山时，先后在会理成立了通安革命委员会、南阁贫农团、彰冠分配委员会、城郊革命委员会，在冕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与抗捐军。在川西北与康北地区，红四方面军先是在茂县建立了回民苏维埃、绥靖革命政府；1935年11月，在绥靖（今金川县）创建了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下设绥靖、崇化（今金川县安宁乡）、丹巴、懋功、卓斯甲与阿坝六个县级革命政府；1936年5月，又在甘孜创建了波巴依得瓦中央政府，下设泰宁、道孚、炉霍与甘孜四个县级波巴政府。这些革命政权均下辖若干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此外，还建立了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绥靖回民支队、绥靖番民骑兵队、波巴自卫军等地方武装，成立了农会、妇女会、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等红色组织。其中，在道孚，20余位青年男女组成青年队，负责带信或上山向离家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劝他们不要听信造谣早日归家。不久，大批群众陆续携儿带女回家参加春耕。

　　三、根据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四川民族地区，民族压迫深重、社会发展落后，为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贴近实际，更易为广大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接受，红军专门成立了相关机构进行调查研究。例如，红四方面军为了解川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情况，在军、师政治部下设少数民族委员会，由政治部主任、组织科长等七人组成；在师、团政治处之下设少数民族组，由政治处主任、宣传科长、组织科长等三至五人组成。少数民族委员会与少数民族组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状况、土地关系及他们的要求、经济、生产、商业、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为党和红军制定民族、宗教政策与因地制宜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藏族群众聚居的甘孜大部、阿坝马尔康、黑水、卓斯甲及松潘、岷江以西等地区，基本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还有奴隶制残余；在彝族聚居的凉山等地区，则基本处于奴隶制阶段。鉴于这些地区民族压迫与民族隔阂严重，红军宣传的重点是以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马克思主义主张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只有各民族平等地联合起来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之道。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科学地对待宗教，不能用行政手段消灭宗教，要坚持政教分离和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据此，红军在沿途宣传中突出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平等团结与宗教信仰自由，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大胆尝试与具体实践，深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增强了民族团结。

　　在羌族与汉族较多的甘孜泸定、阿坝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区，基本处于封建地主制经济阶段，阶级分化明显，地主阶级已经形成，当地民众饱受阶级压迫。在这些地区，红军着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要宣传无产阶级大联合的革命道理，指出穷苦群众受压榨受剥削的社会根源，号召各族群众与红军一起推翻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统治。这些宣传和实践满足了各族群众渴望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迫切愿望，激发了人们的阶级觉悟，推动了革命实践的发展。

　　长征途中，红军通过大量的、灵活多样的宣传，以及广大指战员身体力行的模范行为，结合当地具体实际，在封闭的四川民族地区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茂县，羌族群众唱着自编的歌谣：“民国二十四年太阳高升在东边，毛泽东、徐向前，引导羌人下雪山，打倒土豪分田地，打进了衙门杀赃官；建立苏维埃，羌人当家掌了权，脚下有了羌人的地，头上有了羌人的天。”

　　虽然长征期间的宣传持续时间与影响范围有限，但先进思想的传入使少数民族开始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揭穿了国民党的谣言，扭转了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各族群众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积极为红军充当向导、侦查敌情、传递情报、筹集物资、运送伤员，为红军最终能够走出四川抵达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民族地区的早期传播还壮大了革命力量，藏、彝、羌、汉等族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一大批骨干力量尤其是少数民族优秀干部成长起来，为四川民族地区赢得解放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此外，长征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民族地区传播的成功尝试，也为我们在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深入传播与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17年度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重构与整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民族工作再研究”（项目编号：2017SZYQN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