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南北朝)

    反映农、牧业生活，是花儿最显著的特征，探讨与农、牧业相关的诸多内容，将使我们窥见花儿产生的端倪。

    (一)羌汉杂居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河州属陇西郡，秦长城筑在洮河东侧，烽燧已达黄河岸边。西汉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年)后，汉武帝征匈奴、逐诸分羌人归降”，部分“去湟中、依西海、盐池(青海湖)左右”。鉴于“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中原汉人开始大规模的来这里垦种，并使几万“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分屯要害处”出现了归降羌人和西迁汉人及屯田兵士的杂居共处。这里遂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建元二年(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和元朔二年(前126年)返回长安，都是经河州渡黄河的。西汉王朝还相继设立了袍罕县(在今临夏县、市交界处)，大夏县(在今广河县阿力麻土附近)，白石县(在今临夏县马集一带)，河关县(在今积石山县大河家)和允吾县(一说在今青海省民和县的古鄯，一说在今永靖县的上下二古城，待考)。汉宣帝时赵充国“抚羌屯田”及开渠引水，灌溉农田，使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西汉等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致使羌人多次举行起义，尤以黄巾起义时，“北地先零羌遂和湟中义从胡联合袍罕、霉关的汉族等人民一道起而响应”，为瓦解东汉王朝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羌汉人民也在共同的生活和联合的斗争中相互影响，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游牧生活有了改变，出现了“羌人获麦”的现象。

    清代末年，人们从甘肃长城脚下发掘出的汉简中，发现了一封羌女捎给中原士兵的情书，这位士兵曾在洮河流域戍守。信的大意是：“自从分别之后，你已西去，再没有机会见面，想到从前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心里非常难过，让我们把那些欢乐的日子永远记在心里。现托你的同乡仓促间捎封信，希望收到你的回音”。可见当时中原与河州一带通过戍边产生的密切联系。近年来在广河县阿力麻土乡贾家村(汉大夏县城附近)的汉墓出土的陶罐，上有朱书的汉字残文两段和“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的明确记年，同时出土的还有五铢钱等⑧，这对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汉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矛盾激化，割据政权频繁的兼并战争，使社会生活极其动乱。鲜卑族乞伏氏曾联合汉族的统治阶级，于西秦更始三年(41 1年)“率步骑三万，征西羌彭利发于袍子，四年，师次于奴葵谷，利发弃其部众南奔，乾归遣将公府追及于清水，斩之，乾归枹罕，收羌户一万三千”⑨。为强化统治，西秦将苑川(今甘肃榆中)都城迁枹罕。”为消弱羌人势力，又从羌人居住区“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⑩魏太武帝时，在河州一带设立“镇”，如太和四年(230年)，“洮阳(今甘肃临潭县西南)羌叛，枹罕镇将讨之”⑾羌人的反抗斗争遭到镇压，使羌汉的接触面进一步扩大。

    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十六国时被西秦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宣扬。羌人称为“唐述”(鬼窟之意)的临夏州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是当时西秦境内的佛教胜地，曾聘请东晋名僧翻译了许多佛经，西域禅学大师也来“领立徒众，训以禅道，西秦奉为国师”⑿。现存西秦时期石窟佛龛、汉文题字及鲜卑供养人着汉装的壁画等，记 载着鲜卑、羌、汉等族群众接受佛教的往事，也说明汉文化在这里所处的统治地位。后魏永熙间(532～534年)，秦、河二州刺史念贤(枹罕人)“儿时有善相者过塾，诸生皆诣之，贤笑曰：生死富贵命也，何用相乎?’”⒀的趣事，可看出这里的儒学已培养出人才。